风云未歇·2026年国际大事展望

2026戛纳影节放映首日 法国片令人百感交集

第79届戛纳影节开幕后第一天放映的影片中，法国片引人瞩目，无论是凡桑·加兰克执导的《弃儿》（L'Abandon）还是夏琳·布尔乔亚-塔凯执导的《一个女人的生活》（La Vie d'une Femme），都充满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和细腻动人的故事。 2020年10月，在巴黎郊区凡尔赛一所中学执教的历史地理教师——塞缪尔·帕蒂被一名伊斯兰极端分子在校门口杀害，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法国。五年半后，坐落在戛纳滨海大道的电影宫里，观众再次被这起谋杀案的故事所震撼，凡桑·加兰克在自己入选影节的作品《弃儿》中直面了这一事件。影片回顾了这名教师生命中的最后十一天。在这十一天里，学生、学生家长、同事，乃至整个学校一个接一个地将他抛弃。在这十一天里，唯有恐惧与他相伴。 影片的主演、饰演这位被骚扰跟踪老师的安托万·雷纳茨表示：“当看到这些事实，焦虑感会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无需刻意渲染。越贴近现实，就越能看出事态是如何不可避免地走向最后结局的。他(帕蒂老师)能感觉到，有人一直在给他打电话。他身处在一个阴谋的核心。这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之一。” 各种情感探索 所以，观众在观看这部影片时体验到了恐惧、焦虑；在观看影片《女人的一生》中则感受到了爱与放手。这部由夏琳·布尔乔亚-塔凯执导的影片入选主竞赛单元，在1小时40分钟的时间里，导演将镜头跟随由蕾雅·德吕盖饰演女主角——加布里埃尔·孔蒂的身上，对这位工作繁忙、声名显赫的外科医生而言，职业生涯至关重要。直到她遇到了弗里达（梅拉妮·蒂埃里饰），一位前来实习的年轻作家。两位女性彼此寻觅，最终相遇，她们之间展开了一段既出乎意料又充满激情的恋情，莉亚·德吕盖（Léa Drucker）细腻的表演赋予了这段关系鲜活的生命力。 导演盛赞自己的主人公说“她具备我所需要的所有特质，权威、智慧、活力、幽默，以及探索感性、臣服和内心挣扎的能力。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但不仅如此，她还全心全意地为他人付出，或许也有些自私。一个复杂的角色，至少我希望如此。” 这是一个充满欲望的私密故事，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关于女性的故事。凭借这部影片，导演执导的第二部长片便入围了主竞赛单元。 杰出先驱 法国资深女编剧、导演克莱尔·德尼（Claire Denis）也在本次影节备受赞誉：金马车奖（Carrosse d'Or）被颁给了她，以表彰她的职业成就。克莱尔·德尼的导演生涯始于40年前，她在喀麦隆拍摄了首部长片《巧克力》（Chocolat，1988）。在喀麦隆，她领悟到最为导演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品质：适应能力。

第79届戛纳电影节在对乱世不安的背景下开幕

第79届戛纳电影节于5月12日开幕，明星们和22部影片角逐金棕榈奖。这届电影节里几个比较明显的关切是： 世界纷争，意识形态纷争在电影作品里，在电影行业内引起的波澜。同时在新科技和新商业驱动力的影响下，戛纳电影节对具有独创冲击力的著作电影的扶持，对美国电影的接纳，都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届电影节评委，英国编剧保罗·拉弗蒂谴责说，现在是“疯子领路”的时代。“我们目睹了如此多的系统性暴力，加沙的种族灭绝，以及所有这些可怕的冲突”。 他猛烈抨击今年缺席戛纳电影节的好莱坞。 从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到美国导演詹姆斯·格雷，再到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这届戛纳电影节将再次展现危机四伏的世界中我们这个时空里的各种电影。换句话说，作为现实生活的镜子，各种电影作品将在这次电影节上把我们这个时代的纷争和冲突用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 昨天的开幕式颂扬电影是一种“抵抗行为”，它“超越文化”。 在电影宫的舞台上，美国演员简·方达说,电影始终是一种抵抗行为，因为我们讲述故事，而故事正是文明的基石。 在昨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评审团主席、韩国导演朴赞郁说道：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将艺术与政治割裂开来；想要将二者对立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奇怪的概念。” 另外， 约600名电影从业人员在戛纳电影节开幕前一天，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以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为代表的“极右势力对法国电影日益增长的控制”。他们写道：“将法国电影交到极右势力手中，我们不仅面临电影同质化的风险，更面临集体想象力被法西斯主义控制的风险。” 签署者包括演员斯万·阿尔劳德、朱丽叶·比诺什等。他们表示，他们不想“继续做行业变革的旁观者”。 公开信的签署者们认为，文森特·博洛雷“这位亿万富翁在其商人身份的背后，毫不掩饰地通过其电视频道和出版社，领导着一个反动的、极右翼的‘文明工程’。” 他们警告说， 尽管这种意识形态攻势对电影内容的影响迄今为止还比较隐蔽，但我们并不抱有任何幻想：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他们呼吁“共同建立一个能够捍卫电影独立的运动”。 电影业本身也是冲突中的大世界里的一部分。4700多名欧洲电影界的专业人士和领军人物联署了一封公开信。 信中说，“欧洲需要电影，电影需要欧洲”。对他们来说，电影是“欧洲民主跳动的心脏”。然而，“欧洲讲述自身故事的能力正受到威胁”。所以，艺术家们正在积极行动起来，支持欧盟的“媒体计划”（MEDIA Programme）。这个计划是抵御非欧洲巨头的冲击、加强欧洲电影产业的关键支柱。根据公开信的说法，非欧洲巨头是全球平台，通常来自美国，正日益强加他们的叙事，并限制欧洲作品的可见性和可及性。 同时， Netflix、亚马逊和其他流媒体平台对独立电影兴趣寥寥。在2010年代，为了在独立电影领域站稳脚跟，这些平台斥巨资制作马丁·斯科塞斯、诺亚·鲍姆巴赫、阿方索·卡隆等知名导演的作品，以此提升自身地位。 然而，从2020年开始，它们改变了策略。亚马逊工作室前员工泰德·霍普指出：“品味和文化影响力不再是评判标准。如今的模式基于用户数据，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全球用户的获取和留存率。”对于一部独立电影而言，想要进入流媒体平台的片库已变得异常艰难。 这种影响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产生连锁反应。如果独立电影不再像以前那样吸引观众，那么以销售独立电影为生的发行商就会陷入危机。 这次戛纳电影节的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法国舆论对美国电影在这次戛纳电影节的锐减也观察得非常清楚。 法国世界报引述《好莱坞报道》的评论员乔丹·明茨尔说，“美国恶劣的政治环境不利于艺术创作和新锐导演的涌现。” 很久以前，26岁的无名小卒史蒂文·索德伯格凭借《性、谎言和录像带》摘得金棕榈奖。同年，另一位年轻导演也引起了轰动：32岁的斯派克·李执导了《为所应为》。五年后，31岁的昆汀·塔伦蒂诺凭借《低俗小说》再次斩获金棕榈奖。 可是美国电影在戛纳电影节的风光已经不能和黄金时代相比。 现在在戛纳电影节的舞台上， 年轻的美国导演们不再像索德伯格或李安时代那样参与竞赛单元，而是参加更具精英性和开拓性的“一种关注”单元。三十多岁的简·舍恩布伦、乔丹·弗斯特曼和扎克瑞·维根将各自携一部剧情长片亮相。 在正式竞赛单元中，所有类别共有11部来自美国的剧情长片。但法国世界报说，真正能吸引观众的作品却寥寥无几。或许只有詹姆斯·格雷和艾拉·萨克斯的作品勉强算得上。 在非竞赛单元中，这次戛纳电影节上，人们的的焦点几乎完全集中在法国电影上，而两部美国影片——演员安迪·加西亚的第二部剧情长片《钻石》和尼古拉斯·温丁·雷弗恩的新作《她的私人地狱》——却难以激起影迷的热情。 那换个角度看，戛纳电影节是否不再吸引美国人？各大美国电影公司是否对这个曾经给予他们巨大帮助的电影节感到厌倦？这个问题十分敏感，因为这关系到戛纳的未来。 制片人泰德·霍普提出， 现在是电影多，电影节颁奖多。 他说，“影片数量过剩，尤其因为流媒体平台为了吸引新用户而不断制作新片”。 所谓颁奖多，他指的是从一月到三月的“颁奖季”。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和其他奖项的颁发会引发制片和发行公司激烈的游说活动，这些活动甚至早在前一年年底就开始了。 乔丹·明茨尔说，“美国作者电影，也就是那些在电影节上屡获殊荣的电影，无疑正处于危机之中。” 因此，问题与其说出在戛纳电影节，不如说出在美国本身。尽管戛纳电影节评选委员会尽了最大努力，但在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美国作者电影在戛纳电影节的出现就变得难得了。

600名电影人在戛纳电影节开幕前一天发公开信谴责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

约600名电影从业人员在戛纳电影节开幕前一天，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以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为代表的“极右势力对法国电影日益增长的控制”。 他们写道：“将法国电影交到极右势力手中，我们不仅面临电影同质化的风险，更面临集体想象力被法西斯主义控制的风险。” 签署者包括演员斯万·阿尔劳德、朱丽叶·比诺什等。他们表示，他们不想“继续做行业变革的旁观者”。 公开信的签署者们认为，文森特·博洛雷“这位亿万富翁在其商人身份的背后，毫不掩饰地通过其电视频道（例如CNews）和出版社，领导着一个反动的、极右翼的‘文明工程’。” 他们警告说， 尽管这种意识形态攻势对电影内容的影响迄今为止还比较隐蔽，但我们并不抱有任何幻想：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他们呼吁“共同建立一个能够捍卫电影独立的运动”。 2025年10月，维旺迪集团旗下的Canal+收购了UGC集团34%的股份，计划在2028年前逐步增持至100%。鉴于文森特·博洛雷已掌控Canal+、StudioCanal以及多家主流媒体，这次交易引发了业内人士的担忧。 Canal+在法国电影融资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是法国电影的主要投资方之一：对于许多制片人、发行商和放映商而言，如果没有Canal+的资金支持，几乎不可能为某些影片筹集到资金。 他们指出，通过此次收购，文森特·博洛雷“将能够掌控整个电影制作链，从融资到发行，涵盖小银幕和大银幕”。 公开信签署者们的担忧远不止于纯粹的经济问题。他们指责文森特·博洛雷通过其媒体和出版社推行反动且极右的“文明工程”。他们担心，从长远来看，这种媒体和文化权力的集中将直接影响作品的制作、投资和发行。 信中还提及了国民联盟的纲领，其中尤其包括对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和公共广播机构的挑战。签署者表达了他们对某些电影将无法获得资助的这种文化格局的担忧。 信中还强调了该行业普遍存在的经济依赖氛围。“如今，我们不同程度地依赖文森特·博洛雷的资金来开展项目和支付薪水，”作者写道，并呼吁集体“打破沉默”。 这场运动是经过导演、制片人、节目策划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的几个星期的秘密讨论，逐渐成形的。他们对法国电影依赖Canal+ 感到担忧。公开信签署者团体在最近几个月里出现，原因是文森特·博洛雷这位亿万富翁控制媒体和视听领域造成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 电影界的行动与数百名出版业人士抗议解雇格拉塞出版社首席执行官奥利维尔·诺拉的行动遥相呼应。格拉塞出版社是阿歇特集团旗下的出版社，出版业抗议人士认为，格拉塞出版社所属的阿歇特出版集团的老板文森特·博洛雷应对奥利维尔·诺拉的解雇负责。 5月11日，格拉塞出版社旗下的大多数外国作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首席执行官奥利维尔·诺拉被解雇后，他们将不再向该出版社提交即将出版的新书。 他们说： 我们拒绝允许我们的作品被用于我们不认同的政治目的，极右势力的活动超越国界；与极右势力的斗争也必须超越国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不再向格拉塞出版社提交我们未来的作品。 这些作家由此加入了约200名法国作家于四月中旬发起的行动。

戛纳电影节：群星云集前的最后准备

第79届戛纳电影节在地时间周二晚间将盛大开幕，届时，众多明星齐聚一堂，庆祝这一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影节。 在开幕前刚刚过去的周日，位于法国度假胜地戛纳的电影宫（Palais des Festivals）的外墙上，工作人员已将巨幅官方海报挂好。和去年一样，影节的海报有两张，从不同角度展示的两位主角是美国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女性主义公路电影《末路狂花》（Thelma and Louise）的主演，吉娜·戴维斯和苏珊·萨兰登。 海报的这一选择遭到了致力于推动电影界多元化的女权主义团体“50/50”的批评。该团体认为，鉴于今年入围影节主单元竞赛的女性导演比例过低，22部竞赛影片中仅有5部，影节组委会此举有“女权主义洗白”之嫌。 由韩国导演朴赞郁担任主席的评审团预计将在今天抵达戛纳。作为最受瞩目的评委之一——美国影星黛米·摩尔将重返戛纳。此前，她主演的影片《物质》（The Substance）入围2024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凭借此片再次成为焦点。 创意 华裔制片人兼导演赵婷，自《无依之地》之后迅速崛起，也将担任本届电影节的评委。评委会将在下周六（5月23日）将包括金棕榈奖在内的各项奖项颁发给获奖者。 据戛纳市政府估计，影节期间将有近4万名持证观众和数万名游客前来观影。影节的游客占戛纳酒店年收入的20%，并带来超过2亿欧元的经济效益。 周二晚上举行的影节开幕式将由非洲裔法国女演员伊尔·哈达拉主持，届时将有众多明星出席。以执导《指环王》三部曲而闻名的新西兰导演彼得·杰克逊将作为荣誉嘉宾出席开幕式，并获颁荣誉金棕榈奖，以表彰他整个职业生涯的成就。 法国导演皮埃尔·萨尔瓦多执导、由皮奥·马尔迈和阿娜伊丝·德穆斯提埃主演的法国电影《电子维纳斯》（La Vénus électrique）将作为开幕影片放映。这部影片以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游乐场为背景，展现了幻觉的魅力。 主单元金棕榈奖的竞赛将自周三正式拉开帷幕，西班牙的佩德罗·阿莫多瓦、美国的詹姆斯·格雷和伊朗的阿斯哈·法哈蒂等国际著名导演依次将踏上电影宫的红毯，介绍各自的最新作品。 四月份，在公布入选影片名单的新闻发布会上，戛纳影节艺术总监蒂埃里·弗雷莫强调说：“电影界正处于一种令人惊叹的生产力和创造力的状态。” 风暴 西班牙的哈维尔·巴登、美国的斯嘉丽·约翰逊、法国的蕾雅·赛杜和澳大利亚的凯特·布兰切特等国际著名影星都将出席，为本次戛纳影节增添一抹璀璨星光。 不过，本届影节将不会有美国大片亮相。无论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新作《披露日》，还是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均未选择在戛纳的滨海大道上进行首演。同样缺席影节的还有由佩德罗·帕斯卡尔和西格妮·韦弗主演的《星球大战》系列的新作——《曼达洛人和格罗古》，尽管这部影片上映的时间和戛纳影节的时间重叠。 蒂埃里·弗雷莫强调说：“除了主流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之外，独立电影，以及洛杉矶以外的电影，依然存在”。在接受美国杂志《综艺》采访时，这位戛纳影节的艺术总监还指出，“整个电影行业正在经历狂风暴雨。以前，每个月都有两部大片上映。但现在，数量少了很多”，他指出：“曾经习以为常的一切已经变得岌岌可危”，并将此归咎于新冠疫情和影院的关闭，以及来自电视和流媒体平台的竞争。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四十周年：纪念与警示

1986年4月26日凌晨，一次原本例行的安全测试，在前苏联乌克兰北部的一座核电站内失控。四十年后，人类依然生活在那场爆炸的影响之中。 时间并没有将切尔诺贝利封存在历史里。它只是改变了存在的方式——从火焰与爆炸，变成尘埃、辐射、废墟，以及一种长期而隐蔽的环境和安全风险。而到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40周年前夕，这种风险再次被“唤醒”：设施老化、战火的威胁，无人机的爆炸穿透了那座本该封存灾难的巨大钢铁拱顶。切尔诺贝利，从未真正结束。 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 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于前苏联乌克兰普里皮亚季邻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4号反应堆在停堆过程中进行一次安全测试，1点23分，因操作失误和反应堆本身的设计缺陷导致反应堆发生剧烈爆炸。重达2000吨的反应堆顶部被掀开，大量放射性物质直接暴露在空气中，连续的爆炸引发大火，将辐射粒子带入高空大气中。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是首个被国际核事件分级表列为第7级（特大）的事故，影响延续至今。 事故发生后，苏联当时领导层最初的反应不是疏散，而是对外隐瞒。距离核电站仅3公里的普里皮亚季市，近5万名居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度过了一整天。直到爆炸发生36小时后，撤离命令才终于下达。当局设立了半径10公里的隔离区，初步撤离了约4万9千人。隔离区之后扩大到30公里，另外又撤离了大约6万8千人。 莫斯科最初对外试图控制信息，但辐射并不受国界约束。数日之内，放射性云团飘向欧洲，多国监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实际上，距离1000英里远的瑞典福斯马克核电站发现核辐射异常后最初以为是本地出现了问题。他们追踪风向，报告了源头位置，直到爆炸发生的第三天，苏联在巨大的压力下才被迫对外宣布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的爆炸，世界才逐渐意识到灾难的规模。 辐射污染跨越国界 爆炸释放出的放射性云层覆盖了苏联大部分地区。根据联合国数据，包括今天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在内，约60% 受到辐射尘污染，约有840万人受到辐射影响。这次灾难所释放出的总辐射剂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广岛原子弹爆炸的400倍以上。 事故初期，消防员、被称为“清理人”的工人被派往现场，他们在缺乏防护的情况下扑灭火灾、清理废墟。许多人在短时间内遭受高剂量辐射，付出了生命代价。数十名工人和消防队员在爆炸发生后不久因急性辐射综合症死亡，更广泛的人群，则在之后的岁月中承受癌症风险上升、心理创伤以及社会迁徙的影响。 关于此次核灾死亡人数与长期健康影响，至今仍难以精确计算，其中有苏联时期的刻意隐瞒，使得统计工作变得非常困难，此后被明确提到的，是事故后多年，核电站周围污染地区居民中，儿童甲状腺癌发病率明显增加。除了事故对于当地乃至全球生态造成的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还有政治和经济的巨大打击，巨额的处理事故开销加之其它因素结合，对苏联经济造成严重而难以逆转的伤害。更为重要的，是事故迫使苏联的政治比过去更透明开放，并且间接地向全球展示核子战争会造成的浩劫，与引发全球对核能发电的疑虑。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曾称，“比起我发起的开放改革举措，可能切尔诺贝利事件才是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 “石棺”和“新安全封隔体”封存反应堆 事故后，苏联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建造了一个混凝土与钢结构的“石棺”，封存反应堆，但这一结构最早预计寿命仅为30年。随着时间推移，“石棺”逐渐老化，内部结构也变得不稳定。为了避免再次泄漏，国际社会在2010年代启动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工程：在旧石棺外再覆盖一层新的金属拱形结构，即“新安全封隔体”。以降低辐射外泄的风险。这座巨大的钢结构于在2016年由一家法国公司安装完成，2019年正式移交乌克兰。整个项目由40多个国家出资，总投入约25亿欧元，是核安全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之一。按照设计，这个巨大的封隔体可以在未来百年内隔绝内部放射性物质，抵御最严重的自然灾害、龙卷风甚至地震，同时为后续拆除旧结构提供条件。 然而，工程师们未曾预见到的是，人类自身对这个封隔体的破坏，仅仅在不到十年后就遭遇了挑战。 战争重新唤醒辐射外泄风险 2025年2月，切尔诺贝利再次出现在国际新闻中。在一次俄罗斯袭击中，一架俄罗斯沙赫德136无人机击中了外层的“新安全封隔体”。封隔体的金属结构被击穿受损，密封功能受到破坏。在此次事故发生一年后，据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评估，即使经过修复，这一结构的封闭功能仍未完全恢复。 而内层的“石棺”也正面临坍塌的风险。 绿色和平组织乌克兰分部的核能专家肖恩·伯尼近日对法新社表示： > 我们最担心的是，由于战争的影响，这里很多工程无法进行，劳动力短缺，战争继续，还有无人机，俄罗斯发射的导弹不断飞越切尔诺贝利上空，而风险更在于，如果进一步延误，那座原本只设计使用20年的石棺，如今已经用了40年，我们知道它存在严重的坍塌风险。那将是灾难性的，因为核材料，包括4吨粉尘、高放射性的粉尘，燃料颗粒以及“石棺”内部巨大量的放射性物质。而由于新安全封隔体目前无法修复，也无法按设计运作运作，因此有放射性物质泄露的可能。 伯尼说，“切尔诺贝利核爆炸40年后，俄罗斯仍在对乌克兰和欧洲人民发动一场真正的核战争”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总经理谢尔盖·塔拉卡诺夫强调，当前的局势非常“危险”。 > “我们确实观察到，几乎每两三天就有无人机和导弹飞越切尔诺贝利禁区，如果一枚火箭弹落下，即使没有直接击中防护结构，只是落在200米范围内，也会产生类似地震的外部冲击”。他担忧地表示，“如果这些放射性粉尘因事故扬起，形成云团，那么就会如1986年的爆炸事故时向我们所印证的那样：放射性粒子是不会识别国界的”。 修复受损结构的成本，被估算为约5亿欧元。法国外交部长在三月底表示法国已承诺提供部分资金支持，七国集团（G7）也在讨论筹资方案，并计划通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协调国际资金。 然而，真正的困难不在资金，而在环境。在乌俄战争持续的战火下，工程人员难以确保安全，修复工作随时可能中断。 除了核电站本身，战争也威胁着核灾隔离区的安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战火蔓延到隔离区，切尔诺贝利距离基辅仅130多公里，随着俄军向基辅推进，他们在受污染的土壤中挖掘防御工事。军事交火频繁引发隔离区森林火灾。美联社在核灾40周年前夕的报道，就援引科学报告称，战争以来，禁区树木和动物死亡增加，消防负责人表示，大多数的森林大火都是由坠毁的无人机导致。而火灾会将沉积多年的放射性颗粒重新释放到空气中。 在战前，切尔诺贝利曾成为一个特殊的旅游目的地。每年有数万游客进入隔离区参观普里皮亚季和核电站外围。人们在曾经生机勃勃的普里皮亚季市，感受如今停止的一片死寂，建筑废墟、设施锈蚀，空无一人的学校、公园、街道，城市仿佛时间就戛然停滞在1986年。在2022年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之后，旅游基本被停止。目前，切尔诺贝利禁区由核电站管理机构、乌克兰安全局（SBU）和军方共同控制。取而代之的是军事存在。士兵在附近驻扎，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士兵被派驻在这里时，通常是为了作为后方稍作休息，在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实地采访中，一名士兵甚至开玩笑地说， “这里比前线安全。” “国际切尔诺贝利灾难纪念日”的警示 灾难发生四年后，苏联才正式承认需要国际援助。199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呼吁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切尔诺贝利后果，并设立协调机制。2002年以后，工作重点逐渐从紧急援助转向长期恢复发展。 2016年，在爆炸三十周年时，联合国大会正式将每年4月26日设立为“国际切尔诺贝利灾难纪念日”。决议特别指出：即使在灾难发生三十年后，这个“历史伤痕”的长远影响仍然存在。今天，四十年过去，这一判断依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