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飞 马家辉：社会学家也在拆快递（下）

彭凯平：怎样活出“心花怒放”的感觉？

彭凯平教授现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清华大学伯克利心理学高级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幸福科技实验室联合主席。中国北京积极心理学学会理事长和国际积极心理联合会（IPPA）以及国际积极教育联盟（lPEN）中国理事，并担任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2009年至今）。连续两年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国际幸福日"纪念大会上作联大报告。2013和2014年其所授《心理学概论》成为中国MOOC最受欢迎的课程；2015年当选山东卫视《中国好先生》节目“中国十大先生”；2016年当选《人民网》“健康中国年度十大人物”。在学堂在线平台主讲《心理学概论》慕课。

严飞 马家辉：社会学家也在拆快递（下）

Part1 为什么大部分人的消费超过了历史任何时期，而幸福感却没有增加？ 为什么我们想要控制自己的购物欲，却会在偶像的广告和购物直播间里一再失去理智？ Part2 “购物观”为什么主导了我们的金钱观？ “消费”怎样从一种行为被包装成了一种文化，而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资本主义逻辑？ Part3 社会学家如何思考商品交换，以及商品崇拜？ 我们是否可能“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理性观察和思考？

严飞 马家辉：社会学家也在拆快递（上）

一年一度的双11又到了，不知不觉间，一个“促销策划”已经一步步的变成了全民狂欢的“消费文化”。而在这越来越热闹的“消费文化”之下，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消费、对社会，对生活，对行为的思考。 为什么我们低欲望而又高消费？ 为什么在消费时我们快乐而又空虚？ 为什么我们的“消费观”已经萎缩成了“购物观”？ 为什么消费水平成了衡量了我们的社会地位、身份与声望的标尺？ 今天，我们是否能摆脱商品拜物教，重新拥有自己，重新凭借本能和热爱而活？

葛剑雄：我们是否高估了民国学术（下）

民国期间的总体学术水平如何，具体的学科或学人处于何种地位，有哪些贡献，还是得由相关的学术界作出评价，并不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知名度，更不能“戏说”。影视创作可以以民国的学术人物为对象，戏说一下也无妨，但他们的真实历史和学术地位不能戏说。

葛剑雄：我们是否高估了民国学术（上）

民国时期的学术水平如何，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是有国际标准的。尽管有少数科学家已经进入前沿，个别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总的水平还是低的。 人文学科的具体人物或具体成果很难找到通用的国际标准，但如果用现代学科体系来衡量，显然还处于初级阶段。 如果在中国内部进行阶段性比较，则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至于杰出的个人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天才获得了发挥的机遇，与整体水平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历史上出现过的学术天才，或许要经过相当长的年代才可能被超越，甚至永远不被超越，民国时期也是如此。 正是由于这些特殊情况，到了今天，民国的学术往往会被高估。 例如，在季羡林先生的晚年，从大众媒体到全社会无不将“国学大师”当成他的代名词，有时连他的“弟子”也被尊为“国学专家”，甚至“大师”。在学术界、特别是他的同行和学生心目中，季先生当然是无可争议的大师，但大家都明白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并不属国学的范畴，而滥用国学实际是贬低了其他学问，如季先生主要研究的印度学和梵文的地位。但谁都不好意思或不愿意向公众捅破这一层纸。当我在报纸上发表质疑季先生“国学大师”身分的文章时，好心的朋友劝我应该给老人留点面子。我说：正因为我尊敬季老，才要在他生前纠正他身不由己的被误导，而不是在他身后批评。所幸不久季老公开表明了他不是“国学大师”，要求摘掉这顶“帽子”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