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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派批评 | 三位行家从《主角》热播谈起,探寻有岭南特色的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之路

16 min · 5 jul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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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下午,由羊城晚报社文化副刊部主办的“粤派批评”系列主题活动“当代小说影视化改编的得与失——从热播电视剧《主角》谈起”在广州举行,广东省艺术研究所副所长、一级编剧陈建忠,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副院长、一级编剧罗丽,影视剧策划、一级文学编辑陈学军展开对谈。羊城晚报高级编辑吴小攀担任主持。 今年初夏,改编自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陈彦同名长篇小说的电视剧《主角》全网刷屏。这部以秦腔名伶半生浮沉为主线、横跨近五十年时代变迁的作品,无疑是近年来文学与影视联姻的一次重磅实践。 “年代剧”究竟如何定义,它为何能跨越代沟,精准击中当代年轻人的审美脉搏?从文本走向荧屏,《主角》的改编留下了哪些宝贵经验?立足岭南这片沃土,广东当代小说在影视化进程中正遭遇哪些机遇与挑战,又该如何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改编之路? “年代剧”本质上是为行业“纠偏” 羊城晚报:《人世间》《生万物》《小巷人家》《父辈的荣耀》《主角》……近年来,大量由文学作品改编的剧集被归为“年代剧”,“年代剧”是一个专有称谓吗?应该如何定义? 华明:在官方分类中,其实并没有“年代剧”这一类别,它是行业和观众在观剧过程中约定俗成的一种叫法。凡是与当下生活存在一定历史距离、带有怀旧审美倾向的剧集,都可以纳入年代剧的讨论范畴。 罗丽:我的理解是,“年代剧”是在打捞父辈过往生活的情感与经验中,创作出来的剧本。 陈建忠:“年代”与“当代”形成了一种对照关系——除了历史剧,大家约定俗成地将已经发生过的历史阶段,都归入“年代”的范畴。随着时间推移,距离会产生,情感会沉淀,“年代剧”的边界或许还会继续延展。 羊城晚报:“年代剧”似乎更多地改编自文学作品尤其是茅奖作品? 华明:2022年中国作家协会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文学与影视双向赋能的长效机制。在“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与“剧美中国”精品创作计划等机制扶持下,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及现实题材严肃文学加速向影视领域转化,《人世间》《繁花》《主角》《千里江山图》等茅奖作品均被纳入重点改编范畴,催使“年代剧”在近几年集中爆发。 从创作层面看,影视原创确实很难,如果有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供依托,情况会好很多。茅奖作品之所以受青睐,恰恰在于人物命运感背后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比如,陈彦之所以创作出《主角》,是因为他在陕西戏曲研究院生活了二十五年,有扎实的生活积累,这种创作路径与流量化、架空式的风格有本质区别。从市场逻辑看,影视市场几大网络平台主推“小鲜花”“小鲜肉”出演的偶像剧,但那些年龄更大、阅历更深的观众,他们看什么?茅奖改编的影视作品打破了受众群体的局限性,为这些被长期忽视的广大观众群体提供了选择。 罗丽:这在本质上是为行业“纠偏”。很多年轻人不爱看国产电视剧,更多地去看韩剧、美剧,但当《人世间》播出时,年轻观众们却反响热烈,他们觉得终于看到了“细糠”“细粮”。当有质感的电视剧出现后,他们又重新回归了。这说明,观众始终在等待有深度、有温度的内容。《人世间》《主角》《繁花》等茅奖、鲁奖改编作品,正是在回应观众对文学质感的呼唤。 《主角》:一次“整容式”的成功改编 羊城晚报: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的电视剧《主角》是否称得上成功? 罗丽:首先应当肯定的是,《主角》真正做到了“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今年端午去西安的游客特别多,秦腔演出更是一票难求,李梅、齐爱云这些秦腔传承人在短视频平台上也获得了大量关注。《主角》不仅为西北文旅注入了新活力,也为秦腔这一传统艺术的推广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陈建忠:影视改编面对的是大众艺术,需要对文学进行“提炼”和“改造”——精神思想、情感分寸、美学呈现与受众接受度之间的公约数,都必须重新权衡。大众的期待是:无论经历多少苦难,最终结局都应当是积极向上的,不回避困境,但终究指向光亮。 《主角》的改编之所以成功,恰恰在于它巧妙地处理了原著中的人性暗黑与对女性身体书写的部分,既做了必要规避,又保留了生活化的时代书写。48集的篇幅,将时代场景还原得真实可感,每个人物都饱满立体。它对小说中未充分展开的人物进行了重新配置与经验改装,堪称一次“整容式”的改编。 以忆秦娥的对手楚嘉禾为例,剧集改变了原著中“一坏到底”、几无底线的人物设计,赋予了她更复杂的层次——她嫉妒忆秦娥,却在忆秦娥练习“吹火”时出手相救。她心里同样对戏念念不忘,却永远得不到回响。她有认知局限,却也懂得成全自己,最终,在南方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活成了自己的“大女主”。 剧集在结局处也做了重要调整:原著中米兰带着忆秦娥、胡彩香等人赴美演出,让秦腔走向世界;而剧版则让胡三元兑现了当初对胡彩香的承诺,骑着三轮,下乡走村唱戏。胡彩香的结局从国际舞台改换为民间乡野,让秦腔这一“来处”是民间的剧种,有了更为恰当的归处:唱给苍天,唱给厚土,唱给苍生。尽管最后几集略显仓促,但改编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温情的。 华明:在角色塑造上,《主角》刻画了一个“反常的人”。原著里的忆秦娥内向、被动,这种人设作为一号人物在影视剧中难写,也不讨喜,但恰恰因为是这样一个反常规的人物,反而能够心无旁骛地学艺、练功、演戏,在艺术这条路上学得更扎实、走得比别人都远。坚守初心、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这条线,表达得特别清楚,也令人信服。 羊城晚报:《主角》在影视化改编上,有没有不足的地方? 罗丽:整部剧最后几集剧情推进显得过于仓促,就拿刘红兵带着儿子遭遇雨夜车祸这条线来说,人物仓促下线,铺垫不足,观感很突兀。陈彦的原著中有不少直面行业乱象、批判现实问题的内容,电视剧进行了柔和化处理,整体走温暖正向的叙事路线,但也因此些许弱化了原著尖锐的批判力量。同时,剧集对人物和故事做了一些改动,比如,把刘红兵塑造成“粉丝追星成功后的痴心男”的形象;删掉忆秦娥与石怀玉的第二段婚姻、儿子刘忆坠楼身亡、和养女宋雨之间的事业矛盾与情感拉扯等情节,这些关键悲剧段落的删减,使得剧集失去了原著那种层层叠加、沉郁厚重的悲剧力量。 文本变成影视语言是一种新创作 羊城晚报:比照《主角》等小说改编成年代剧的成功案例,可得到哪些文学影视化改编的成功经验? 罗丽: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一代也有一代的媒介。在今天,纸质阅读受众占比很小,文学故事具备跨媒介改编的天然属性,因此我们探讨文学影视化,核心并非只讨论题材优劣,更要聚焦媒介转换的创作逻辑。 华明:一部文学改编年代剧能否立住并引发观众共情,关键在于创作者是否拥有那个年代的真实生活积累。编剧团队依托原著文本,结合自身认知搭建时代叙事,即便部分情节观感存疑,整体叙事逻辑仍能自洽;一旦逻辑断裂,观众很容易出戏弃剧。《主角》这部剧最终能够成功,靠的就是编剧团队在原著基础上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生活积累,有厚实的生活底蕴和现实主义手法和工匠精神保驾护航。 陈建忠:小说和影视是两种语言:小说可一笔跨越数年,依靠大段内心独白塑造人物;影视剧则要求补齐时间留白,依托场景、台词、表演外化人物心境,叙事逻辑必须完整闭环,否则观众难以代入。很多人觉得改编是“走捷径”,因为小说文本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故事框架、人物和历史背景已经提前做了支撑。但当一个文本变成一种影视的语言时,它实际上是在创造,甚至是一种新的创作。我要呼吁,给好的改编者以应有的尊重。 陈建忠:好的改编不会刻意规避复杂、有争议的人物形象,而是保留文学对社会阶层的完整描摹。《人世间》中的周蓉并非一个“讨喜”的角色,她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年轻时为了追求诗人丢下全家,人到中年生活困顿,为分房送礼,没办成又把礼物要回来……恰恰是这些细节描写、对“不完美”的呈现,让人物落地,具备了典型性的价值。 罗丽:影视改编的成功,还离不开表演的支撑。 华明:没错,《主角》的改编之所以成功,张嘉益作为表演艺术总监在选角上功不可没。许多角色让人感觉是本色出演,每一个小角色都在如何出彩上做足了功课。宋师的演员已有多年表演经验,何大锤的演员是说相声出身……观众之所以对他们的表演高度认同,首先是选角精准,其次是导演的把握与调教到位。秦海璐、张嘉益演得好是意料之中,但那些戏份不多的小角色,比如小演员宋雨应试的戏、告慰去世父亲的戏都很到位。好的演员、好的表演在改编作品中,成功填补了从文学到影视之间的想象空间。 岭南既有都市感,又有乡土感 羊城晚报:在广东当代文学作品中,有哪些曾被改编成影视剧? 华明:《虾球传》《三家巷》《雅马哈鱼档》等广东影视作品都是改编自小说。包括原创的《公关小姐》《情满珠江》《外来妹》等影视作品,与广东本土生活结合得非常紧密、时尚,带着烟火气和浓烈的地域特点。那时候内地观众看广东电视剧,会觉得“广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近些年来,根据广东作家原著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的成果颇丰,比如作家张欣的小说版权接连被买断——《浮华背后》《我的泪珠儿》《深喉》《为爱结婚》《锁春记》等,转化率很高。 罗丽:我特别期待葛亮的长篇小说《燕食记》被改编成的影视作品的出现,虽然它的舞台改编让我稍微有点失望,这可能与小说的庞大体量以及舞台演出的时长局限有关。我也在做张欣的小说《如风似璧》的舞台剧改编,站在文学审美的角度,原著提供了基础框架和要素,留下了很大的创作空间。 陈建忠:从《北上》《主角》等文学影视化改编经验来看,将文学作品卖给制作方,其背后是资本运作,就像把孩子交给别人,前途未卜——有时候可能是更好的提升,有时候也可能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风险是存在的。 罗丽:值得一提的是,广东有三部作品入选2026年度“最具转化价值文学IP推荐榜”:《不舍昼夜》《金墟》《英歌饭》。在我看来,《金墟》的文学性相对较弱,但它具有非常宏阔的历史视角,华侨题材、南洋叙事也有很大的虚构和创作空间;《英歌饭》是本土民俗题材,也有一定的改编空间。从改编角度看,最难转化的是《不舍昼夜》,它直接切入改革开放的另一面;从市场和运营角度看,我认为可以先尝试舞台转化,比如做成话剧。 羊城晚报:广东文学影视化改编该如何深耕本土资源,打造具有岭南特色的改编之路? 陈建忠:广东的烟火气远比北方浓烈,祭祀和宗族文化浸润日常,显得更为潮润、鲜活。《外来媳妇本地郎》《72家房客》《情满珠江》式的市井群像,是应当被放大、被赋予更具当代价值的形象。 罗丽: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文形象有很多面向,但长期以来没有什么“故事感”。其实,岭南不仅是都市经济发达的形象,还要有向内部寻找乡愁的方言感。近几年,粤语、潮汕方言作品很火,它们带有独特的怀旧气息和情感关怀,既有都市感,又有乡土感,可能是今天文学和艺术中的“中国样本”。 这也提醒我们应如何对待都市写作。目前都市写作在影视剧改编中被固化成两种形式:一种是都市精英群体,时刻聚焦女性主义、独立意识,充满怀疑和批判;另一种是大工业生产和技术研发,代表了当前的发展方向。但文学艺术在书写现实时,需要隔着一层,需要带着更宽泛的时代思考。这就是审美需要“距离”的原因。 广东的影视创作需要有自己的特色,不应全是“室内剧”的感觉。很多人追的所谓“职场斗争剧”,完全照搬模式,其实是不接地气的文化表现。如果没有像陈彦那样在一个地方扎根、带着地气来创作,是很难成功的。 华明:我们不知道陈彦写《主角》时有没有想着卖出改编权、网络平台是否接受秦腔题材等问题,这部作品的成功是他调动了二十多年的生活积累的结果。“有感而发”这一点很重要,而且在叙事方式上贴近大众阅读习惯。 广东确实是文艺创作的宝库,不说民主革命、改革开放,单看新世纪或我们当下的生活,就有很多值得关注和表现的题材。影视剧创作离不开商业,但开发题材的第一步往往需要放下功利心。 文 | 记者 熊安娜 梁善茵 图 | 林水庆 视频 | 记者 梁善茵 熊安娜 余振盛 梁艺俊 统筹 | 吴小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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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七杯茶 | 本届鲁奖中年龄最大的;“周星驰的电影”与“周星驰电影”;夏日的一抹清凉……

羊城晚报每周日推出“七杯茶”专版,特约海内外六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专栏文章。此外,还有面向广大读者征稿的“随手拍”专栏。 文章虽短小,七杯茶有韵。请诸位慢慢品—— ·喧嚣之余· 宋明炜[美国韦尔斯利学院 讲席教授] 无所事事的下午 2022年初夏,在伦敦那两天,都是好天气。那些大博物馆都不想进去,就只想待在户外,在住处不远的布卢姆斯伯里那一带走走。那里的房子都好看,一百年前,群星璀璨。 但那次不是去看伍尔芙,要走到更早的时间里去。狄更斯也曾住在这里,故居依旧如新,走进去也并不宽敞,三层楼走楼梯上去,看狄更斯写字的桌子,睡过的床。我小时候刚会读书的时候,最迷恋狄更斯,一本一本读下来,狄更斯的小说确实适合孩子读,最核心还是纯真时代的童话。后期的几部调子凄厉,《荒凉山庄》《小杜丽》《我们共同的朋友》,但依然可以满足孩子的奇思幻想。 狄更斯成名后住在乡下,Gads Hill,买下大宅,最羡慕的是他宽阔的书桌,他在那里写《双城记》《远大前程》。而在伦敦的房子里,他写下《雾都孤儿》。那儿的工作人员也是从Gads Hill来的,一位老先生,像从狄更斯小说里走出来似的。说着说着,他就流眼泪了。这一点也像狄更斯的小说。他两眼含泪,终于说不出话来。 我们告别他,走到后院去,那里有一个咖啡馆。于是点了下午茶,在狄更斯的后院,静静度过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 ·拒绝流行· 曹林[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教授] “领教”与狼化 “领教”这个词最近很火,创造性的使用,让这个词充满拒绝名气支配的自信霸气。江西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该校1997届毕业生、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校长黄春的发言分享了教书30年中的两个场景:一是刚入学时,学生问他毕业于哪所大学,听闻“江西师大”后表示“没听说过”,他回应:“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二是毕业时,学生说想去江西师大看看,他回答:“你不必千里迢迢,昔日我在大学,今日大学在我。” 一句“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让人看到了黄春校长的自信和有趣。不过说实话,我是很不喜欢“领教”这样的字眼。你只管领教,对“自己人”来说,这代表着一种抱团的温暖,对“外人”来说,代表着一种冲撞张力中的征服:你服不服,不服,服。 不是跟一个词较劲儿,这个词背后可能隐藏着一种结构化的社会情绪,竞争压力下人们习惯性的语感。——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世界的边界,词温,语感,往往是社会潜意识和结构情感的体现。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强大的内卷压力,呈现在语言世界中,就是语言的竞争味、内卷味。 你不必听说,我就在这里。这首诗,我每年结课时,都会分享给学生,鲁藜的《泥土》: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有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 ·昙花的话· 尤今[新加坡作家] 恻隐之心 四岁的睿睿把手伸进鱼缸,捞出几条金鱼放在地上玩耍。金鱼濒死的挣扎,在他眼里竟成了欢快的跳跃,逗得他发出阵阵清脆的笑声。 阿缇见了,轻声对他说:“鱼缸是金鱼的家,水就是它们的氧气。离开了鱼缸和水,金鱼很快就会死掉。当你笑的时候,金鱼其实正在哭啊!”睿睿一听,赶紧把金鱼放回鱼缸里。 五岁的睿睿出门时,看见墙角结着一张蜘蛛网,抬起脚便想踢。阿缇连忙拦住他,指着那只充满生命力的蜘蛛,温柔地说道:“网,就是蜘蛛的家。你这一脚下去,瞬间就会毁掉一个生命、一个家!”从那以后,睿睿每当看见蜘蛛网,总特意绕道而行。 六岁的睿睿看见一只蜗牛慢慢爬进屋里,便好奇地伸手去按它的壳。阿缇用纸轻轻将蜗牛托起,偕同睿睿把它放回树丛中。 ·梅川随笔· 陈子善[上海文史研究馆 馆员] 本届鲁奖中年龄最大的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名单揭晓,翻译家蒲隆先生以全译詹姆斯·鲍斯威尔著《约翰生传》获文学翻译奖,实至名归。 四年前,当我得到沉甸甸的《约翰生传》三卷精装本时,我的惊喜可用叹为观止四个字来形容。约翰生是18世纪英国著名诗人、散文家、词典编纂家……在英语文学史上大名鼎鼎,影响深远。而鲍斯威尔是约翰生的门生和好友,他这部详实的《约翰生传》把约翰生一生的一言一行都忠实记录下来,堪称一部18世纪英国社会和文化的百科全书,不仅是英语世界中最优秀的传记之作,也是世界传记文学中的经典。但是,由于篇幅浩大,在蒲隆译本之前,《约翰生传》在中文世界里一直只有节译本。蒲隆全译本填补了这个空白。 蒲隆先生原名李登科,今年85岁高龄了,他长期执教于兰州大学,翻译成果累累。退休之后,他又以整整十年时间潜心翻译《约翰生传》,孜孜矻矻,一丝不苟,终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这部世界文学名著的全译,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鲁迅文学奖既以鲁迅命名,鲁迅从《域外小说集》起,毕生致力于翻译“文学新宗”,“灌注中夏”,而蒲隆先生正是继承并发扬了鲁迅精神。他不仅是本届鲁奖中年龄最大的,也是最身体力行鲁迅精神的,没有之一。 ·夕花朝拾· 杨早[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 “周星驰的电影”与“周星驰电影” 《大内密探零零发》上映时,其实粤语区的观众不怎么当回事。我问一位广州女同学观感如何,她说:得啖笑。 看《功夫女足》也是差不多的体验。这影片适合给儿童看:动漫、热血、中二、励志…… 随着电影的推进,我突然想到:所谓的周星驰电影,其实并不是周星驰一个人做出来的,王晶,李力持,黄霑,顾嘉辉……很多很多的人,不同方向的合力,才制造出这么一个票房神话。包括粤语,也在周星驰电影里占据一个不可或缺的位置。当然我理解,动作才是世界通用的语言,但是,没有粤语的周星驰电影,你能想象吗?可以,比如《功夫》,比如《长江七号》,比如《美人鱼》。但那是“周星驰的电影”,不是“周星驰电影”。 很多周星驰的爱好者,爱的并不是创作者周星驰,他们爱的是那个工业推出的明星周星驰。那些桥段,那些台词,那些动作……都不是一个人弄得出来的。 现在没有了这种撑持,周星驰自己就暴露在观众面前:热爱动漫,思维简单,故事直接,结果完美。 前排有一个父亲问旁边的小孩:怎么样?还不错吧?你看,现在都是在看年轻人脸色。我们喜不喜欢,真不重要。 ·不知不觉· 钟红明[上海《收获》杂志执行主编] 夏日的一抹清凉 印象中,西安夏天也是火炉之地,所以早早预备了此行战高温的心理。下车遇见作协小冉,他提示:静谧的暗夜,拂去出发时的燥热。果然,来到了一个清凉胜地。因为四周环绕着山,海拔相对比较高,55%森林覆盖率,所以这里夏天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进入主楼,踏上许多级台阶,周围是步道,林荫密布,只有虫鸣和清风徐来。 第二天上午的交流很密集,审读讲评、作者阐释、同学研讨,集中在对几部小说的文本研讨中,写作者与阅读者轮番发言:对小说主旨的充分表达,多视角架构的得失,如何进入历史中的人物内心,多重时空的触发暗扣与超现实叙述的底层逻辑,高频次词语频繁出现与隐喻的冗余…… 写作也许是孤独的坚持,但文学,却聚拢了各个不同灵魂的温度。 ·随手拍· 绿色帐篷 图/文 徐曙光 7月上旬,浙江开化县音坑乡马金溪沿岸双溪公园,沿河成片的古树枝繁叶茂,搭起了一个天然的绿色帐篷。 随手拍专用邮箱:ycwbwyb@163.com

19 jul 20269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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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序 | 王培楠:观山观明月 鉴水绕高凉

文/王培楠 漫步在月夜下的珠江边,想起谢志的新书《家乡的那条河》,思绪飞越关山,仿佛又回到鉴水环绕的高州城——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 ·1· 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长安的荔枝》,说的正是古高凉的故事。近年来,高州的风土人情、人物故事,屡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上。 先是电视剧《谯国夫人》热播——被誉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的谯国夫人,是出生于高凉郡的俚族首领,早年嫁给高凉太守冯宝。她深明大义,以国家统一为最高准则,风云征战数十年,使岭南各族所在的广东、广西,一直到雷州半岛、海南岛,牢牢归属于祖国的版图之中。 再有一度“霸屏央视”的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中有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清代两广总督阮元在《岭南荔枝词》中有言:“新歌初谱荔枝香,岂独杨妃带笑尝。应是殿前高力士,最将风味念家乡。”高力士何许人也?他是唐代最具影响力的宦官,其历史评价呈现“忠贤”与“权宦”的双重性,被现代史学界称为“千古贤宦第一人”,而高力士正是高州人,高州城原有高力士故居。至今,高州根子镇还保留有一个“贡园”。“贡园”始建于隋唐年间,是我国现存种植面积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古荔园之一。园中现存超过500年树龄的老荔枝树几十棵,最老的树龄为1380年。这些古荔枝树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还形成了活态农业文化遗产。 ·2· 更令人称奇的是,高州的“前世今生”与一位道士有关。潘茂名是西晋时期一位以采药炼丹、行医济世闻名的道士。据明万历《高州府志》记载,他曾在观山采药炼丹,帮助当地百姓治病,因其医术高超被民间广泛传颂。隋朝开皇十年,隋朝政府为纪念潘茂名对当地百姓的恩德,在其活动区域设立茂名县。这是全国首个以道士名字命名的县级行政区。当时属高凉郡。唐贞观八年改为潘州治所,北宋开宝五年归属高州,元朝设高州路治,明清时期为高州府治。1959年设立茂名市时,原茂名县更名为高州县,1993年改设为高州市。高州,古属高凉之地,位列“广东下四府之首”。史书曾记载,高凉因“群山森然,盛夏如秋”而得名。由此可见,环绕高凉的鉴江河,古代必定是碧波荡漾之江流。这里虽然只是粤西山区的一座小县城,但其地理环境却气度不凡。曾有一副对联描述此地风光:“南桥头,二渡如梭,横织江中锦绣;西岸尾,一塔似笔,直写天上文章。” ·3· 高州,自古就是人杰地灵之地,在当代也是英雄辈出。还记得东渡日本学成归国的丁颖吗?这位被誉为“中国稻作之父”的农业科学家,也是高州谢鸡镇人,华南农业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丁颖被后人誉为中国现代稻作科学的主要奠基人。闪耀全球震撼硅谷的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出生于吴川的米历岭村,而据传梁文锋的祖籍是高州米塘村人。其实,也不必跟风去为家乡“争抢名人”,吴川古属高凉地,这确实是有史为证的。 如今国运昌盛,高州又有“中国水果第一市”之美名,中国橡胶种植突破“北纬十七度线”的禁区,高州又是标志地之一,农垦兵团的第九师师部,就驻守高州。如此藏龙卧虎之郡县,高州“本土文化”渐成风气并有燎原之势,自然就是顺理成章了。 ·4· 在高州“本土文化”作家中,谢志是很有成就的一位。他的散文集《梦回高凉》,一经出版,便以“本土特色”,引起当地文坛轰动。本土文化元素,是指浓浓的乡土味,这包括高凉文化、府城文化、历史名人、历史遗迹、鉴江文化、农垦文化、年例文化、乡情文化,等等。谢志的文笔很好,他的散文,诗情极浓。他还有一个《图说高州》在民间流传,八百多张图片,在撩人思乡的音乐声中,追忆府城逝水光阴,诉说着粤西古城高州的百年风情。正如此片尾声“古城之恋”所展示的:一江鉴水,万种风情;千年古郡,仙人留迹;府城烟雨,岁月悠悠;荔枝红了,共醉高州。伴着优雅的旋律,《图说高州》会带您进入一个浪漫如诗、醉美如画的境界。 眼前,谢志又一部新著《家乡的那条河》出版。他是用一颗赤诚之心,呕心沥血为家乡的历史立言,为家乡的风貌留影,用文字记录高州的文化传承,我从他的文章中,分明感受到,他的眼里常含泪水,是因为对高凉这块热土爱得深沉!

19 jul 2026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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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 | 王璜生:不必纠缠“国油版雕”,“感动我的”就是好作品

近日,广州美术学院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璜生在顺德、深圳相继举办题为“微光同尘”“泡沫公园”的个展,展品包括历史文献、影像、摄影、绘画及装置。 以美术理论专业出身,长期从事艺术管理工作,从传统水墨创作到当代艺术实践,王璜生对当下艺术创作现状有何观察和思考?日前,他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来自父亲自制玩具的美术启蒙 羊城晚报:不久前,您在顺德、深圳分别举办了题为“微光同尘”“泡沫公园”的个展,前者是围绕您父亲王兰若先生的经历及亲情回忆而创作的综合性作品展览,您的美术之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怎样的关系? 王璜生:从小学美术,确实可以说是家学渊源。1958年我才两岁,我父亲在英德矿区劳动,他利用废旧的木头做成玩具,还漆上各种颜色,还在速写本上将这些玩具画下来,然后寄来给我。这可以说是我最早的美术启蒙。等我父亲回到潮汕家中,我5-6岁了,他就开始教我画水墨。可能刚出手还不错,曾参加宋庆龄国际儿童基金会组织的国际儿童画展。后来,父亲还亲自教我中国古代画论。但是,我早期的画画学习基本是靠家学的,没有受过素描色彩等的专科训练,因此,参加高考一直碰壁,后来直接考了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论的研究生,这与父亲早年教我学习古典画论有关,就这样,走上了美术专业的道路。 羊城晚报:毕业以后分配到什么单位? 王璜生:毕业后我就到了岭南美术出版社做编辑,出版社的编辑、策划、组稿、采访、写作及具体细微的编务杂务工作,对我走进社会后的锻炼很重要。后来有一天,忽然接到广东画院院长王玉珏老师电话,邀我到画院从事理论及创作的工作。在画院干了三年左右,广东美术馆开馆前,因缘际会我就过去做了副馆长、馆长。再后来调去中央美术学院做了9年的美术馆馆长。退休后,广州美术学院聘我为学院美术馆的总馆长、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主任,也帮带带博士生。 羊城晚报:既画画,又理论,还管理,您对自己的美术专业发展路径有没有一个大致规划? 王璜生:一直以来我对画画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的艺术创作就比较关注社会现实,希望艺术手法样式上有新意。1982年的时候在汕头牵头成立青年美术协会,就提倡和创作了一些比较有社会性的作品。比如,受舒婷《暴风雨过后》一诗的触动,用水墨创作了《为了忘却的教训》一画,画面是人在大海里挣扎的场面;还创作过《交叉点》《山伢子之歌》《黑色的笑声》等,这阶段的表达带有青年人的激情、思考与社会关怀的特点。 到了广东画院的时候,创作了一批在观念和技法上比较有新的个人面貌的作品,比如,水墨“天地悠然”系列,追求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意味。 到广东美术馆之后,工作比较繁忙,心境也不太一样,暂时较少画画。但美术馆的工作给我带来的好处是让我思路开阔,让我可以接触到世界上各种前卫的美术观念、文化观念,而且能和许多世界一流艺术家接触,由此形成我的艺术判断,这包括对美术馆观念的反思,工作的改进。有了这些“营养”,在一定的时候,作品就会自然涌现出来,如2010年之后,我创作《游·象》系列,并开始进行装置、影像等的艺术尝试。 关键在于跳出“利益之井” 羊城晚报:从艺术创作到美术馆工作,特别是您所关注和推动的“新博物馆学”“新美术馆学”,这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王璜生:艺术创作比较个人化,是作为艺术家的个人对社会问题、对人类问题及艺术史文化史问题的追问与表达。而美术馆是一种社会化的工作,传统的美术馆学或博物馆学比较重视美术馆、博物馆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理论,但新博物馆学则是顺应于时代、社会及人对博物馆的新需求,对博物馆相关理论、思想、观念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考。 羊城晚报:贯穿其中的就是所谓的“公共性”? 王璜生:“公共性”一直是博物馆、美术馆最重要的一种文化理想与行动坐标。当然,对“公共性”存在着多层面的理解,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美术馆,应将人、公众、公民放在首要的位置。1997年广东美术馆开馆,就设立有公共教育部,并开展丰富多彩的公共服务项目,记得当年就曾经和《羊城晚报》一起做“花地文化沙龙”等系列活动,请了许多海内外一流当代艺术家和学者到美术馆来做展览,开讲座,探讨一些前沿的美术话题和公共话题;也包括创办“广州三年展”“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等,将国内外重要的文化议题,通过展览、收藏、公共讨论、普及教育等,形成公众可以也乐于参与的“公共性”活动。 羊城晚报:现在一些画家埋头画画,比如,在国画创作里,还在画和古人差不多一样的云遮雾绕的山水,或者是静态的写生、细腻的写实,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王璜生:这确实很普遍,原因也很复杂,有观念、思想的因素,有市场、利益的诱惑,也有个人、现实等原因。对文化艺术的理解认知没办法强求一致,各人走各人的路,不过,时间自会有其评判。 羊城晚报:改变的关键在哪里? 王璜生:关键在于个人如何跳出“利益之井”,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学学何为“文化”“当代文化”“前沿文化”,多思考“艺术何为”,多思考艺术与社会、与现实、与人类及个体生命、与思想及情感、与艺术史文化史等等的关系。 当代艺术需要更多公共性 羊城晚报:用同样的水墨材料和笔法,怎样去画出与传统不同的国画来? 王璜生:国画本身是一个系统,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在宋代的时候已经发展到高峰,它接下来不一定是突破性发展,只能说能否再往高处走。 国画一般和文人画有关,国画生存的一个最基本的关键是文人雅兴,但当我们进入现当代,文人心态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很难再找到那种无为清净的表达。那么,就必须去突破,改弦易辙。一是在材料、手法上创新,二是关注社会与生命。比如媒介、手法的创新——做装置,做一些光影作品,既是新媒介、新感知的一种表达,更是一种精神、观念的表达。 国画、水墨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精神,无论什么媒介、手法、形式,只是外在的,要把文化精神投进去,或者说将这样的文化精神表达出来。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细究什么是“国画”,什么是“水墨”,而应该更重视作品的文化精神内涵。 羊城晚报:徐冰的一幅“国画”作品——用中国传统书法在宣纸上写一些用偏旁重新组合起来的字,里面又隐含着与英文的关系,但他所要表达的东西,其实一般老百姓并不是特别容易理解? 王璜生:你说的应该是徐冰的《英文书法》作品,他的出发点其实是寻求在艺术史上观念性的突破,创作前人所没有的作品,但又可以被社会接受。 羊城晚报:这涉及对艺术功能的界定问题,比如,中国传统艺术比较注重士大夫心境的自我表达,您认为当代艺术的功能有没有发生变化? 王璜生:当代艺术需要更多的公共性或公益性,也就是说,艺术创作应该是艺术家出于对公共问题的有感而发的表达;从艺术的角度说,艺术家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家,就是他的这种艺术表达有个人的独特角度,有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比如,对战争问题的表达,对历史的表达,然后才是选用什么样的材料去创作,这才能创作出有意义的作品。 美术馆的管理运营,也是如此,它首先是一个公共空间,作用在于怎样去调动公众的认知,通过展示、介绍、互动,引发讨论,触发感想。 羊城晚报:就像国画一样,技术很不错,但缺乏公共性的表达,所以即便画出来的东西和古人没什么差别,也不是好的作品? 王璜生:不要纠缠在“国画”这个概念上,关键不在于是“国画”、非“国画”的问题,而是: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真正的艺术? 羊城晚报:您觉得不必像原来那样“国油版雕”地区分? 王璜生:不要去作太多这种区分探讨,还是谈好的艺术、不好的艺术,或者说有没有“感动我的”东西,感动我的东西应该就是好的,无论它是国画、油画。 羊城晚报:对于现在的创作-展览-评奖生态有怎样的评价? 王璜生:艺术创作应该是发自艺术家个人的认知与冲动、艺术家个人的社会责任与情感需求的结果,然后才是被展览发现,展出,并被评上奖,从而被社会更多地认知、接受。但是,在现实中,有不少是被反过来的——如果是资本在引导艺术家往哪里走,而不是艺术家有独立的想法和表达,就可能导致艺术的平庸化。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易芝娜

19 jul 202611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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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牍纸短,家国情长:张国雄在“中山讲堂”开讲侨批文化

7月18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讲堂”第396讲特邀广东五邑大学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张国雄教授主讲,带听众解锁侨批背后的文化与精神力量。 张国雄长期研究华侨历史、侨乡文化、世界遗产。作为首席专家,他先后主持“开平碉楼与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工作,并因申遗杰出贡献被广东省人民政府荣记一等功。 侨批是华人华侨珍贵文献记忆 侨批,亦称银信,是近代海外华侨跨越山海寄回故土的家书与汇款凭证,是独属于华人华侨的珍贵文献记忆。2013年,侨批档案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化瑰宝。 本次讲座以现象级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为切入点。这部原本被视作地域小众的影片,依靠侨乡群众的口碑引爆全国,让侨批文化真正走进大众视野。 张国雄介绍,侨批在各个朝代有不同的叫法,银信、唐山批、番批、通天仄纸等都是侨批的代称。直至1956年公私合营后,“侨批”才成为全国统一官方名称。狭义的“侨批”指华侨家书与汇款凭证合一的银信,广义的“侨批档案”则涵盖批局运营台账、官府管理文书、家族往来全套文献,是完整的近代移民史料体系。 广东侨批具有世界唯一性 讲座中,张国雄梳理了侨批从民间遗存到成功申报世界遗产的完整历程。 1994年,潮汕地区退休的文化工作者自发开展侨批征集整理工作;2004年,国内首家侨批文物馆落成,首届侨批文化研讨会举办;2007年,侨批申遗提案提交,2008年全省整合潮汕、五邑、梅州三大侨乡资源,统一称为“广东侨批”,并启动申报;历经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亚太记忆名录两级认证,2013年“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正式入选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文献瑰宝。 尽管全球各国移民均有海外家书遗存,但广东侨批以超16万件官方收藏实物、覆盖全球的华侨分布、民间批局水客等自主搭建跨国邮政金融网络这三大独有特质,具备无可替代的世界唯一性。 侨批的内容丰富多样,完整呈现了中华民族家国同构的文化基因。在家庭人伦层面,侨批通篇以“安”字祝福,承载着尊老、顾家、戒赌、反迷信等传统美德。如1930年,古巴华侨写信叮嘱女儿婚嫁需遵从本心;1931年美国华侨反复叮嘱家人远离赌博;光绪年间,华侨汇巨款回乡建房、按月分配银赡养家族长辈。每一笔汇款分配清单,都体现中国人孝亲和睦、责任共担的品质。 而当民族危亡之际,无数私人家书又升华为家国宣言。如1917年,华侨向家乡通报欧美战事;1937年全美华侨集体抵制日货、募捐军饷、寄送药品支援国内。加拿大华侨在信中写道:“虽收入微薄,仍尽力为国捐款。”一批批信件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国方有家”的字句,令全场听众动容不已。 用多元形式活化侨批文化 张国雄表示,当下依托电影、展览、公益讲座等多元形式活化侨批文化,能让年轻一代读懂先辈的奋斗与赤诚。侨批文化承载的诚信精神、家国情怀,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建设人文湾区的重要文化抓手。 他特别提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片尾出现的核心参考文献,有两份出自五邑大学侨乡研究团队——数十年的学术积累,数十年的冷门深耕,借影视走向大众,令侨批研究者倍感欣慰。 互动环节,张国雄围绕潮汕与五邑地区侨批区别、侨批传承普及等问题作答。 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中山讲堂”将持续推出侨乡、世界遗产相关公益文化活动,持续挖掘银信尺牍中的百年家国情,让跨越重洋的华侨精神代代流传。 文 | 记者 黄宙辉 通讯员 左朗辰 苗苗 图 | 李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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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创新粤剧曲艺,广州荔湾曲艺青年才俊当“主角”

7月17日晚,“青春粤韵 传承有我”——2026荔湾区青年粤剧曲艺传承创新展演在广州文化公园中心台上演。 由荔湾本土培养的优秀青年曲艺人才,成为当晚中心台上的“主角”,表演了异彩纷呈的粤剧曲艺节目。 荔湾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广佛极点核心区,素有“曲艺之乡”的美誉,是粤剧粤曲艺术传承发展的重要阵地。为进一步活化传承粤剧粤曲这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荔湾区青年粤剧曲艺人才梯队与时代风采,本场展演应运而生。 本场展演由广东省繁荣粤剧基金会、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州市振兴粤剧基金会、广州市荔湾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展演汇聚了荔湾本土培养的优秀青年曲艺人才,他们从小在荔湾接受粤剧粤曲熏陶,如今已成为活跃在舞台上的新生力量。 荔湾区粤剧曲艺协会创办于1999年,27年来在精品创作、人才培养等方面深耕不辍。在刚刚结束的广东曲艺聚力发展交流会上,荔湾曲协荣获“2025年度广东曲艺优秀基层示范单位”荣誉称号。当晚的展演也正是该协会深耕人才培育的一份青春答卷,展现了荔湾青年一代在粤剧曲艺传承创新中的责任与担当。 粤歌《荔枝吟·不辞长作岭南人》、原创粤曲《笙歌缭绕荔枝湾》、粤剧《昭君塞上曲》、粤剧《金山战鼓》……当晚展演中,荔湾曲艺才俊纷纷演绎拿手曲目,展示精彩技艺。其中,著名粤剧编剧何车撰曲的《沧桑十三行》,运用传统南音全部板式创作。他与身兼媒体人与粤曲非遗传承人的周丽珊联袂演绎,将十三行“一口通商”的百年沧桑浓缩于粤韵声腔之中,体现了以老带新的传帮带精神。 青年粤曲研习社则成为当晚展演焦点。这群来自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在陈仲琰、李月玲等名师指导下坚持每月集中练唱,学唱学奏。他们当晚献上经典粤曲串烧,一口气演绎《花田错会》《狄青闯三关》《长亭送别》《打金枝》选段,展现了年轻人对传统粤曲的深入理解与热爱。一首专门为他们创作的新创粤曲《青春之歌》调寄《彩云追月》,由研习社全体成员共同演唱,唱出了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使命与担当。 文 | 记者 黄宙辉 图 | 主办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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