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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大家好,这里是darling悦读。我是主播大玲。一个人的专业兴趣是无形的动力。生活虽然忙碌,但每个人总会把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放在首位。可能与自身的工作经历有关,音乐演唱专业出身的我,多年奋战在舞台中央。偶然的机会,做起了主持人这项工作,并喜欢上了它。当然,双重身份的工作虽然很辛苦,但也充满挑战。我坚信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同时,我也相信,分享是一种美丽的心境。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一起分享美文,分享音乐,分享时光。”更多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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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kson 名家散文——支边格尔木(大漠) kansikuva

名家散文——支边格尔木(大漠)

支边格尔木   大漠 1965年是四清运动刚刚结束,文革即将开始的一个特殊时期。这年8月,我初中毕业后中考落榜了。开始很难过,后来得知班上凡是出身不好的同学基本都落榜了,而一些出身好的、平时经常考不及格的同学竟然都被录取了。这才知道落榜和成绩无关,和政治有关。 落榜之后只有两条路摆在面前:一是等待招工就业,可能遥遥无期;二是下乡,那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走的路。就在这时,青海建设兵团来招兵了,这无异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一条新路。特别是配合招兵放映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纪录片《军垦战歌》,看得大家心潮澎湃。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建设兵团、屯垦戍边这些充满诱惑的字眼,将好多年轻人的心撩拨得再也按捺不住。 那个年代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所居住的城市,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坐过火车。对外面的世界,大家既懵懂又向往。而对荒凉、艰苦这些词汇的认识仅仅是停留在字面上,没有真正的理解,更不知个中的滋味,只知道艰苦和光荣是连在一起的。 于是我毅然报名参加兵团。结果查体因为心律不齐,被刷了下来。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越是得不到越千方百计地想得到。第二年春天,我又去报了名。这次负责查体的医生恰好是我家的邻居,他下班后去家里征求了我父母的意见,第二天在我的体检表上填写了“合格”二字。 发下军装之后,我到中山路上的天真照相馆拍照留念(图一)。记得当时一英寸的照片是五角六分钱。照相师傅给我拍完之后,提出让我捧着一本《毛泽东选集》,说是要拍一张样片。我没有听懂样片是什么意思,只是听明白我不需要再交钱。师傅拍的时候很上心,发现我的脖子太细,军装的领子挂上风纪扣后还有不小的空间,便拿来一个卡子从脑后把军装领子揪起来卡住,拍了好几张才算完。之后我取回了那张一英寸的照片和底片。到了青海之后,家里来信说,天真照相馆临街的橱窗里摆着一张好大的我手捧《毛选》的照片。我走的时候是1966年的第三批,后面还有第四批,照相馆这是为了配合宣传。那个年代没有什么肖像权之类的概念,所以也无需征得当事人同意,家里还觉得挺光荣的。一年后,家人去照相馆花了两块钱,把那张大照片买回来了。(图二) 4月15日,800名兵团战友满怀豪情地乘坐专列从青岛出发,一路上要给正常的列车让路,走走停停,三天后抵达西宁。休整两天期间,大家突然感觉上楼时有些气喘吁吁,连领导说这是高原反应。原来西宁海拔2300米,缺氧。之后我们换乘大客车,走了四天,抵达柴达木盆地的腹地格尔木。大客车还没有停下,透过车窗看见一个高耸入云的黄色风柱呼啸着迎面扑来,擦着车身过去,再一看车里每个人的头上身上全是一层黄尘。车外的路上有马车,上面坐着早我们半年来的军垦战士,军装已经褪色,脸上的皮肤晒得黢黑。我们知道面临的不是纪录片中的欢歌笑语,艰苦的考验开始了。 一个月后,天热了。没有想到我们家乡只有夏季晚上才有的蚊子,这里大白天就铺天盖地地袭来。大家下地劳动要像养蜂人一样头戴防蚊帽,袖口裤腿都要扎紧,晚上睡觉要用床单把头蒙上。不少战友白天在地里做过测试,一巴掌拍在衣服上就能打死三四十只蚊子。加上强体力的劳动,出发时的热情才几个月就彻底浇灭了。但是我们往家里写信,都是只报喜不报忧。半年后家里来信说希望拍张照片寄回去,看看我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 格尔木只是在城区有一家照相馆。我们连队离格尔木城区大约80华里,没有公共交通,要搭便车。我连住地偏僻,极少有车路过。我打听有拖拉机要去团部拉化肥,便请了假,坐在拖拉机拖斗里到了团部,这里离格尔木还有50华里,就站在路边等待顺路车。到格尔木已经是傍晚了。 第二天上午去照相馆照相。格尔木没有电,各个单位到了晚上都有自己的发电机,满大街都是扑通扑通的柴油发电机的声音。照相馆在城中心的大街旁,是一间平房,南面是一个大窗子,屋顶上也有一块玻璃,照相全靠自然光。玻璃上面都贴了白纸,为的是让太阳的光线柔和一些。上午去照了相,下午去取照片。第三天再搭车回连队。 本来把照片寄回家是为了让父母放心,没想到他们看了照片(图三)反而增添了心事:这才几个月,那个十六岁的稚嫩少年,竟是满脸的惆怅。我今天特别喜欢这张照片,它拍出了当时处境下的神情,满是无奈和伤感。 我出发去青海的时候,父亲因病正住医院。我是穿着新军装去医院和他告别的。其实我知道父亲是不希望我去青海的,那么远,那么荒凉,在历史上那是流放的地方,解放后是安置重刑犯人的地方。特别我们是按照一半男生一半女生的比例搭配的,明摆着就是移民嘛。但是父亲当时对十六岁的孩子并没有明说,只是说不去不行吗?事后我想,面对政府轰轰烈烈的动员,他不能散布反面的言论;再说看到我连续两年报名,他不想打击我的热情。 和家人临别前的合影,唯独缺了父亲(图四)后来回家探亲,和父亲在院里拍了这张照片。这是我和父亲唯一的一张合影(图五)。 由于气候、伙食都不习惯,加上强体力劳动,我变得又黑又瘦。回来探亲住了两个多月(每两年有56天探亲假,大家都多多少少超假),家里把积攒下的各种副食品票都拿出来买给我吃,临走时我变得又白又胖。只有四十多岁的父亲却显得很苍老,一是生活拮据,虽然父母都工作,但是要赡养奶奶和我们五个兄妹,日子过得很紧巴;二是父亲出身不好,还有很复杂的海外关系,那会儿政治运动不断,父亲始终处于极端恐惧之中;三是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营养跟不上,人很消瘦。我经常跟自己的儿子说,他现在的年龄和爷爷拍照时差不多,但是今天的他感觉还是个大青年呢。 从青海格尔木往家里写信最快一周才能到,家里回信又是一周。父亲回信总是很及时,几乎没有让我失望过,让周围不少战友羡慕。父亲每次都是写三四张信纸,详细介绍家里的大事小情,甚至哪个亲戚来过,副食品供应又增加什么了,都说得详详细细,他是为了让我感觉仍然还和在家一样。 第一次回来探亲已经临近春节。我从西宁买好火车票给家里打电报通知了车次。没想到火车晚点四个多小时,抵达青岛时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站台上冷冷清清的几乎没有人接站。突然我看到了裹着棉大衣的父亲的身影,我提起车窗大声叫喊。我们一起回来的有八个人,只有我父亲来接了!路上父亲说按照正点时间来过一次,说是晚点了。这是今晚第二趟跑火车站,在候车室等了近两个小时了。 我1969年底回来探亲时,父亲身体不好,血压很高。过完年准备返回时正忙着收拾行李,父亲坐在床边看着我装包,突然他把手表撸下来递到我手里让我戴上,说:你回去后我若是犯了病你能回来吗?我觉得这样的话不吉利,便说:别乱说,我回不来。 万万没有想到父亲的话一语成谶。 我回兵团两个多月后的4月17号(这是我们当年从青岛出发纪念日的第三天)傍晚,去团部取信的通讯员带回一封哥哥发来的电报:父病危速归!我一看电报的发出日是4月10号,已经一周了!立即找连长请假,说电报是一周前发出的,我想去格尔木打个电报问问现在怎么样了。 那时正是文革闹得厉害的时候,战友中经常收到这样的电报,大都是家里不放心催孩子回去而编造的。甚至有一个电报竟然直接说“父病故速回”,事后得知是假的。连长可能被“狼来了”骗得多了,当即表示不准假。我央求他,我们家不会造假的,我只是去格尔木打个电报。连长说明天你们班要去拉野麻(水渠打卡子用),回来再说。 没有办法,我第二天跟班里人一起去拉野麻。我心里惦记父亲的病情,根本没有心情干活。班里的战友就说你快别干了,坐一边休息吧。拉野麻的地方很远,一直到晚上才回来。我一下拖拉机就去找连长,连长说现在正在搞运动,一律不准请假。我二话没说,扭头就走了。 格尔木四月份还很冷,都穿着棉衣棉裤。第二天一早还没有到开饭的时间,我去伙房要了个馒头吃了,又在口袋里装了两个馒头,换上胶鞋,步行出发了。原以为路上总会搭上便车,没想到竟然这么不顺一个车也没有搭上。路上饿了,就啃一个馒头,趴在水渠里喝两口昆仑山流下来的雪水。特别是最后那段路,天黑了,看不清路,只见前面亮晶晶的一片,那是渠道跑水了,面积太大,没法绕行,只好涉水而行。心里着急,天黑又害怕,硬着头皮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远处格尔木微弱的灯光走去。 80华里路整整走了十三个小时。我摸黑找到位于格尔木小岛的工程团二连我姑家表哥的宿舍,他陪我又走了三四里路,去了格尔木邮电局。邮电局下班后没有值班的,我们转到后面的家属院好一顿乱敲门,终于有一个声音传出来:什么事?我说有急事要打电报。对方说:下班了,再说都停电了,明天再说吧。我这时才想起来,格尔木晚上十点以后就没有电了,怎么可能发电报? 第二天邮局还没有上班我就到了。开门后我把拟好的电报稿递过去,一百多字,大意是父亲病情怎么样了,回去绝对请不下假来,如果需要我回去那就不请假跑回去,后果无非是受个处分。明天动身的话,最快六七天到家。最后让家人把电报回到格尔木邮电局,我在这里等。几个小时后电报回来了:父已于17日病故,后事处理完毕,不必回来了。看到电报我一下子怔住了,两三天来一直担心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禁不住泪如雨下,父亲这就走了?父亲病故的那天正是我收到电报的日子。其实那天哥哥又给我发了电报,只是我还没有收到。 我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小岛表哥的宿舍的。午饭、晚饭都吃不下,整夜里一直睁着眼,父亲生前的一幕幕在眼前过电影,是那样的亲切。我一直不相信父亲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第二天中午我才回到连队。先去结了婚的好朋友王培法大哥家,他爱人姜远洁给我下了一碗面条,又找出一块黑布做了一个袖章给我戴上,然后我去找连长。连长一看可能心生愧疚连忙说快回去好好休息吧。没有想到的是,晚饭后全连点名,指导员宣布因为我不请假外出,给予队前警告处分。散会后我找到指导员质问他:什么叫队前警告处分。指导员说就是队前批评,不进档案的。我什么话没说就走了。 就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内心还在颤抖,禁不住悲伤和气愤! 父亲去世后家里的收入减少了一半多,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我当时每月有十块零五毛的津贴费,从第二月开始我每月往家寄十块钱,去除一毛钱的邮费,还剩四毛,只够买五张邮票。我几个要好的战友,这个送我一块肥皂,那个送我一管牙膏,还有的送我一叠信纸。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一年。直至妹妹就业,我才不再一月一寄了。 父亲去世的时候只有四十五岁。后来得知父亲死于医疗事故。那时正是文革时期,父亲出身又不好,最后不了了之。 图六是我在兵团十五年最具纪念意义的一张照片。 那是1969年的秋天拍的。 当年兵团的干部有几个来源,一是从各单位选派来的;二是原格尔木劳改农场(兵团的前身)留下的管教干部;三是复员军人提拔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文化水平很低。比如一位团领导就在大会上批评一个老大学生,“天天在家看《资本论》,研究如何搞资本主义。”我们连的指导员在主持召开秋收誓师大会时,念成了警师大会。类似笑话不一而足。 那时连队较乱。连干部不怕偷鸡摸狗旷工打架的,就怕有文化有影响的所谓幕后人物。于是就想借机整整这样的人。照片上的几个人就首当其冲了。我们几个都是青岛市南区江苏路管区的,家里住的很近,还都是小学或中学的同学,出身都不好,有的出身是资本家,有的亲人在台湾,还都平时愿意看看书,发表点议论。连干部都是陕西、甘肃、河南农村的,当兵后又都在青海西藏的大山里没见过什么世面,他们听说资本家、去台湾的,就觉得大逆不道。于是我们这一帮就被批为“一小撮”,我(左二)和右三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那天是1969年1月9号。 我的罪名是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我一再解释说,那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定之前,当时我说党的政策一贯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说不定最后能给刘少奇保留个中央委员。但是没人听你的解释。我被关押之后,和一个打架生事的关在一起。有一天他为了立功揭发我夜里起来面对领袖像撒尿。当时是冬季,夜里气温零下一二十度,厕所离得非常远,全连都是尿在旧脸盆里。我夜里起来,没有电,黑灯瞎火的,至于是不是面朝墙上张贴的领袖像哪里说得清。再说就算是面朝领袖像又算是什么罪名?但是连里却觉得又抓住一条现行反革命罪状。此时我知道,这是欲加之罪在劫难逃了。 右三那位,平时自学逻辑,喜欢和人辩论。一次又在高谈阔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人给他挖了个坑:那么XXX思想呢?“当然也是一分为二的。”在普通人眼里,一分为二就是有好有坏。于是这句话成了铁板钉钉的罪行。 我们两人挨了多少次批斗,已经记不清了。开始我还好好数着,到二十次以后就懒得再记了。我那几位朋友也受到牵连,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 到了秋季,又揪出一批,有了新的斗争对象,对我们的管制放松了。 师里照相馆的人到连队巡回照相。我们这“一小撮”就想拍张照留作纪念。大家决定离连队远一些,不要让人觉得是要示威。我们结伴叫上拍照师傅往营房南边地里走时,还是被人发现了,于是有人传开:这“一小撮”贼心不死,又凑到一起了。 照片拍得很悲壮,满脸都是不服气,像是要英勇就义。 粉碎四人帮后,我先是被选派到青海日报社学习,回来后调到团政工科当宣传干事,直到回城。那一位“难友”恢复高考后考取青海师专,一年后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逻辑专业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海洋大学任教。 这都是后话了。

2. helmi 2021 - 32 min
jakson 名家散文——北京人速写(梁晓声) kansikuva

名家散文——北京人速写(梁晓声)

·作者简介 梁晓声(1949年~)著名作家。出生在哈尔滨的一个工人家庭。1966年初中毕业。1968年赴北大荒插队。当过农工、小学教师及报道员。1974年被推荐上大学,得以进入复旦大学中文专业学习。1977年毕业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次年调入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编剧。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其创作以小说为主。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天若有情》,短篇小说《父亲》,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烟火》《白桦树皮灯罩》、《黑纽扣》,长篇小说《雪城》、《年轮》等。其中多数作品被译成英、日、法、俄等多种语言出版。

28. tammi 2021 - 14 min
jakson 名家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汪曾祺) kansikuva

名家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汪曾祺)

读汪曾祺的散文,总像是在欣赏一幅清新淡雅的素描简约、流畅。没有华美的辞藻,如信手拈来,但又不泛泛而谈。言辞间有如一杯清茶,饮完后齿颊生香。《多年父子成兄弟》就是这样一篇散文,从头至尾写父亲,写人伦之情,文章荡漾着剪不断的温馨,令人回味作者的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情感丰富的人。他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会摆弄各种乐器,养花、养蟋蟀,为亡妻做各式的冥衣……心灵手巧不一而足。儿子对于父亲的爱,溢于言表,却也正应了开篇之语“多年父子成兄弟”。父亲的好脾性,使得家里温馨,其乐融融。父子的沟通非常畅快。无论从学业、吸烟、恋爱等方面,都显示出了一个家庭长者所应有的慈爱、随和与宽容。

25. joulu 2020 - 12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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