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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部为“入粤者”立传的83万字厚重之作——《广东人物传·入粤卷》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是方志学家陈泽泓。 已近耄耋之年的陈泽泓,当过印刷厂的工读学生、海南兵团知青,在学校站过讲台,在机关批过公文,在工厂摸过机器。大学中文专业函授毕业,年近花甲方入修志一行。“我只有一个本事,那就是‘业余学习’的能力。”陈泽泓自豪地说。 从“半路出家”时立誓“只研究物,不研究人”,到三十载沉潜终成八十余万字人物长卷;从“存真求实”的修志笔法,到“当官要为民做主”的古今政绩观审视,陈泽泓道出了一部人物传背后的史心、史识与史德。 以辞典体例撰写人物传 羊城晚报:《广东人物传·入粤卷》被誉为“首部广东入粤人物百科全书”,您怎么看待这一评价? 陈泽泓:首先要说明,这一说法并非我提出,并不准确。我将《广东人物传·入粤卷》定位为“群体人物传”,以入粤为主题的群体人物传早有先例,我与李小松先生1994年合著的《历代入粤名人》便是早期著作,因此不能称新作为“首部”。 若论开拓性,本书的准确定位,应该是“首部辞典式入粤人物传记”——讲究条目体体例,兼具真实性、学术性与权威性,以辞典体例撰写人物传,标准更严苛,也更能凸显本书的体裁特色与学术价值。 羊城晚报:张荣芳教授在序言中评价《广东人物传·入粤卷》比《历代入粤名人》“更上一层楼”,提升是否主要体现在学术性方面? 陈泽泓:旧作《历代入粤名人》共72篇、立传75人,约35万字;新版《广东人物传·入粤卷》增至188篇、立传189人,篇幅达80余万字,内容体量更为厚重。核心提升在于编写理念与学术规范。 《历代入粤名人》文学色彩较浓厚,《广东人物传·入粤卷》侧重学术价值挖掘,史料搜集范围大幅拓展,以正史、地方志、碑铭、传主文集及日记为核心,兼采历代权威人物传集。从体例上,《历代入粤名人》无引文出处、参考文献与脚注,学术支撑不足;而《广东人物传·入粤卷》补齐注释、引文标注与参考资料,坚守“不作无本之论、不说无据之语”的原则,做到言之有物、论之成理。 羊城晚报:“入粤人物”如何界定? 陈泽泓:“入粤人物”特指籍贯非广东的外来人士,即便长期在粤生活仍归入此类。如南越国赵佗坐镇岭南六十年、年逾百岁,但祖籍河北,依旧列为入粤人物。本书界定依照现行广东行政区划,历史上曾属广东如今划归广西、海南等地的人物,也纳入收录范围。 羊城晚报:您在后记提到,将在《广东历代名人传略》及续编基础上整理粤籍人物传集? 陈泽泓:三十年前我出版《广东历代名人传略》《广东历代名人传略续集》,两部合计六七十万字。《广东人物传·入粤卷》问世后,我计划依托前作编撰《广东人物传·广东卷》,专门收录粤籍本土名人,与“入粤卷”形成完整互补。 古之循吏体现的价值坚守 羊城晚报:您有没有统计过,这部书的撰写中使用了多少方志类的材料? 陈泽泓:撰写过程中,我主要使用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这套书收录了433种历代方志文献,涵盖省通志、府州志、县志三大类别。 在查阅、选录时是有分层的:省志、府志、县志层级不同,收录人物的标准也有高低之分。能在省志中留名的人物,影响力层次更高;而在县志中被认为值得一记的人物,按照本书的容量,就不一定能全部收录。 羊城晚报:本书为何大量收录地方官员? 陈泽泓:书中大量收录地方官员,是因为他们体现了一种正确的政绩观。古今政绩观的标准固然不同,但应当存在通用的、正确的史观。古代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之说,正是传统吏治的价值坚守。旧时百姓为良吏敬献万民伞、离任时含泪相送,甚至集体上书请求留任,那些知府之所以能在地方留名,确实是民心所向。循吏中如宋璟这般治政有功却拒立碑颂德的官员,坚守为官本心,值得后世推崇。 羊城晚报:挖掘方志中“名气不显”的循吏有何价值? 陈泽泓:原因有二:一是人物互补,正史收录的岭南人物极少,而方志正好补充了大量正史无传的基层官吏和地方名士;二是事迹补充,正史往往只记核心履历,方志则详细记载了基层人物的政绩、教化贡献和民间事迹,这些都是正史中缺失的历史细节。 “史从论出”与“论从史出” 羊城晚报:从“入粤者”的视角可以看到岭南文化怎样的形成过程? 陈泽泓:包容性与多元融合是岭南文化最鲜明的特质,这种融合主要来自三大块:一是本土的百越文化,这是岭南文化的底色;二是岭北各种地域文化的影响,不能简单归为中原文化,河南、山西中原文化之外,江南文化、楚文化对广东影响深远;三是海外文化,这是广东面向海洋的天然优势。这三块融合在一起,才形成了完整的岭南文化。 从“入粤者”这一视角,才能真正看到岭南两千年文明交融的状态: 朝代分布上,唐代后入粤人物数量持续攀升,清代达63人,越至晚清近代,入粤人物对岭南社会、文化的影响越深刻,并非在岭南文化成熟后便趋于弱化;籍贯来源上,宋以前入粤者多出自河南、河北,明清以江浙人士为主,地域来源广泛,带动岭北多元文化入粤交融; 海外交流层面,本书收录 9 位外籍人物, 来自美国、印度、意大利、英国等多国,以宗教人士居多,他们在医疗、教育领域推动了岭南社会近代化进程。 岭南文化的包容性、多元性,离不开历代入粤人士的贡献,他们是岭南文化形成与发展中功不可没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羊城晚报:您最初研究古建筑,后来为何转向入粤人物研究? 陈泽泓:做这一研究,纯粹是“无心插柳”。早年函授毕业,空闲时间多了,我想做点研究,便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只研究物,不研究人;只研究死物,不研究活物。”当时我觉得研究人太复杂,研究物肯定容易些,于是便铆足劲在做古建筑。 转折发生在1992年。当时李小松先生患病,邀请我续写《历代入粤名人》一书。我与李先生是忘年交,不好推辞。在他37篇约10万字书稿的基础上,我续成至72篇,共20万字。后来,执行主编岑桑先生来信,说:“历代入粤名人书稿,文笔和内容都较弱。”——这话说得很斯文,实际上就是不过关。 他接着问:“不知您可否认真修改一次。”我只能勉力而为,通过修订、重写、新作,最终成稿82篇,为92人立传,总计35万字。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找书很不容易。为了查资料,我老往省地方志办公室跑。资料处处长经常见到我,便说:“你这么用心,要不要调到我们这来?”就这样,我被调去了省地方志办公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方志整理、编纂和研究工作。所以说,这事是“歪打正着”,但这些年受到了熏染,深觉治学之意义深远,自当尽心尽力。 羊城晚报:在史学研究上,有“史从论出”和“论从史出”的说法,您怎么看? 陈泽泓:“史从论出”还是“论从史出”,这个问题从字面上看很简单——没有史实,怎么能得出结论?按这个逻辑,应该是“论从史出”。但我这些年做地方志,慢慢有了新的体会。 我想说的四个字是“实事求是”——“实事”是还原事情的真相,找出那个“实”;“求是”是在此基础上找出真理、规律、道理,也就是所谓的“史论”。从这个角度看,无疑是“论从史出”;但在传统正史中,也难免存在“史从论出”的问题。地方志必须“存真求实”——老老实实把事情真相写下来,任务就完成了,不需要进一步提炼出“是”。 具体到《广东人物传·入粤卷》的编纂,我是用地方志的原则,做一本“存真求实”的书。 文 | 记者 熊安娜 图 | 记者 刘志勇 视频 | 记者 刘志勇 林心怡 余梓涛 统筹 | 吴小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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