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大侠金庸》走进中图，温情再现金庸与岭南的人事渊源

广州荔湾举办“铁军精神”主题宣讲活动，以粤韵乡音重温英雄故事

近日，“红色薪火粤韵传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铁军精神”主题宣讲活动在广州市西关培英中学举行。 活动将粤剧曲艺这一国家级非遗融入红色主题教育，以陈铁军烈士为切入点，特邀广府文化学者蔡孝本担任主讲，深情讲述陈铁军及西关英雄儿女的革命事迹，并同步展演粤曲《西关芳华》《丰碑》等精品力作，以粤韵乡音重温英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广州市荔湾区是粤剧粤曲文化的发祥地与传承核心区，拥有300多年粤剧粤曲文化传承历史，于2019年成功创建“广东省粤剧粤曲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广东省首个以粤剧粤曲为主题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本次活动亮点纷呈。 西关培英中学红色宣讲社团以角色演绎形式，生动再现陈铁军、蒋光鼐、何小静等西关英雄儿女的光辉事迹。 何车老师以翔实史料，系统讲述了陈铁军从坤维女中走向革命的壮烈一生，并介绍粤剧《刑场上的婚礼》创作历程。 此外，活动还举办了精品粤曲展演。《西关芳华》展现何香凝、向秀丽等西关杰出女性爱国精神，《丰碑》讴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伟大精神，两部作品均获省级奖项。 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周丽珊担任活动串讲，许文杰、吴思拓、莫倩雯、许辉雄、杨薪静等多位优秀青年演员演绎，以精湛技艺展现粤剧曲艺的传承力量，让学生们真切感受岭南粤韵的独特魅力。 活动最后，全场齐唱粤语版《我和我的祖国》，以乡音传递深情，用歌声致敬英雄，将红色基因融入粤语文化的血脉。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曲艺家协会、中共荔湾区委宣传部指导，广州市荔湾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州市西关培英中学主办，广州市荔湾区粤剧曲艺协会承办。 文 | 记者 黄宙辉 图 | 主办方提供

花地有声 | 对话作家子禾：当“老猴”跳上肩头，文学如何遇见卑微、沉默的“大多数”

当一则社会新闻里，因为交通事故瘫痪的老妇，“真的”被遗弃在了肇事者的家中，两个垂暮之人的生活会走向何处？他们如何对抗老无所依的命运？ 作家子禾在新作《猴命》中给出了他的文学回答。这部由新闻事件出发的小说，没有止步于道德评判，而是将笔触探入一位74岁农村老人的内心世界，追问责任、衰老与生命异化的终极命题。 《猴命》作为一部关于衰老的“现代寓言”，小说中的“老猴”既是人的来处，也是人的归处。老猴并不会抓走谁，但会跳到他肩上，成为他的命运。 作为一名80后作家，子禾出生于甘肃庆阳农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硕士班，现居广州。2019年始，他从诗歌写作转向叙事文学创作，从诗歌到非虚构作品《异乡人：我在北京这十年》，再到短篇小说集《野蜂飞舞》与长篇小说《猴命》，他始终以深切的现实关怀，书写城乡缝隙中普通人的精神处境。 在子禾的文学谱系中，几位精神导师的印记清晰可辨：导师阎连科的开拓性勇气，库切“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式的深邃审视，特雷弗对生活“深入的、务实的理解”和波拉尼奥对“激流般不完美的巨著”的文学追求。 在他看来，越是无声之处，越需要文学去照亮—— 时间轴： 【02：55】 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开始 【07：41】 剥开浮皮潦草的表层，写下父辈的生活 【14：11】 “老猴”既是人的来处，又是人的归处 【18：26】 用正确的痛苦观为心灵“降温” 【20：09】 触及真实比流派归属更重要 【24：11】 《猴命》是一部关于衰老的“现代寓言” 【26：51】 关于我的文学起点 【29：54】 我觉得“非虚构写作极其困难” 【31：32】 我在老师阎连科的创作中，看到一种持续的、孤独的、勇敢的文学探索 【33：16】 南非作家库切、爱尔兰作家威廉·特雷弗、智利作家波拉尼奥是我的创作榜样 【39：02】 写作之前，我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焦虑 【40：39】 下一部小说，我想试着写信息茧房下当代人的处境 嘉宾简介： 子禾，1984年生于甘肃庆阳，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作品散见于《诗刊》《十月》《西湖》《作家》《花城》《芳草》等文学刊物。出版长篇非虚构《异乡人：我在北京这十年》、小说集《野蜂飞舞》、长篇小说《猴命》等。入选第七届“十月诗会”，入围第八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现居广州。 本期主播： 吴小攀，羊城晚报高级编辑 熊安娜，羊城晚报记者 本期编辑： 梁善茵，羊城晚报记者 收听方式： 推荐使用荔枝APP 你还可以在羊城晚报·羊城派、小宇宙、喜马拉雅等平台找到我们。 欢迎搜索 花地有声 关注收听，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 采访、剪辑 | 熊安娜 吴小攀 编辑 | 梁善茵 统筹 | 吴小攀 出品 | 花地有声工作室

【讲座报名】7月18日开讲！“尼罗河的赠礼”讲座邀中山大学周繁文揭秘古罗马的“埃及风”| 博物天下

7月18日下午，南越王博物院“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第四期讲座火热来袭，为已购票但尚未核销的观众开启福利专场。 本次讲座特邀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考古学家周繁文，为大家带来“罗马时代的埃及与罗马的‘埃及风’”主题讲座。 当“埃及风”吹到罗马，会出现什么样的场景？如果穿越至罗马帝国早期，漫步在罗马城内，你会看到金字塔墓葬、方尖碑、伊西斯神庙、哈德良离宫的仿埃及景观等建筑。与此同时，埃及在城市布局、建筑类型和风格、图像艺术等方面也受到罗马的影响。 本次讲座聚焦于罗马帝国早期埃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双向奔赴”。周繁文将藉由大量考古实证，重溯罗马与埃及之间的文明对话。 本次讲座为“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系列讲座之一，后续还将邀请更多专家学者接力开讲，带大家解锁神秘的古埃及文明。 点击此处报名 【活动规则】 1.7月13日至15日，每天18时开启报名，先报先得！如无法提交报名，即表示当天报名名额已满； 2.持有已购未核销的特展门票，提交报名信息后收到短信通知并回复，视为报名成功，请于活动当天14:00-14:30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正门，出示订单二维码核销并完成签到后入馆，根据馆内指引前往西汉南越国史研究中心二楼的学术报告厅； 3.活动人数上限100位，先报先得！一人一票，不可多带其他未预约活动的观众。不符合条件者，将取消活动参与名额； 4.如活动开始前需取消报名，请直接在报名推文下面填写评论：姓名，取消活动报名。发送即可； 5.讲座活动结束后，会有讲解员带领参观展览，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分批观展。 参与方式：本次活动是面向已购票未核销观众的福利专场，您持有“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未核销门票或新购买特展票，提交报名信息后收到短信通知并回复，视为报名成功。 检索“博物天下”小红书号，同步了解并预约活动报名。 点击此处购票 【讲座简介】 本次讲座特邀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考古学家周繁文，以“罗马时代的埃及与罗马的‘埃及风’”为主题，聚焦于罗马帝国早期埃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双向交流与互动。 埃及在城市布局、建筑类型和风格、图像艺术、信仰体系、死后世界、日常器用等方面都受到罗马的影响，尤以地中海沿岸最为典型。而都城罗马的上层社会间也兴起了对埃及文明的崇尚，罗马城内的金字塔墓葬、方尖碑、伊西斯神庙、哈德良离宫的仿埃及景观等建筑以及各类图像、雕塑、器物，都是这股“埃及风”的表现。而且，这股风潮经由都城传布至亚平宁半岛其他地区，甚至在地方城市庞贝也有大量埃及文化因素的出现。 周繁文将在讲座中藉由大量考古实证，重溯罗马与埃及之间的文明对话。 【嘉宾简介】 周繁文，考古学家，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主要从事战国秦汉考古、古罗马考古及亚欧大陆城市考古的比较研究，致力于通过跨文化的比较视野探讨不同文明在都城规划、社会结构及物质文化方面的异同。 【展览简介】 “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创新性提出“连接尼罗河与珠江的文明交流互鉴”这一策展理念，共展出180件古埃及珍贵文物，其中167件首次在亚洲展出。 展品全方位、多维度地展现古埃及在神话信仰、权力结构、文字系统、日常生活及生命观念等方面的深厚内涵。 展览还运用AI智能重建、柜内投影及裸眼3D等前沿数字技术，将整座博物院转化为一个可感知、可互动的奇幻场域。在展厅里，观众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仿佛置身于三千年前的神庙里或尼罗河畔。展期将持续至10月11日。 【地点指引】 1.沿着展厅中心阶梯直走。 2.出门后右转上阶梯进入连廊。 3.在连廊第一个岔路口，左转。 4.直走，在分岔口右转下坡。 5.经过停车场，找到门岗，门岗前有一个下陷式小门，进入。 6.下楼梯，穿过停车场，进入大门，右转乘坐电梯至二楼到达讲座地点。 【温馨提示】 在展厅沿线均有摆放指引展架，设置志愿者进行现场指引。现场如有任何问题可咨询现场志愿者及工作人员。 整体路线指引如下： 文 | 记者 李娇娇 统筹 | 朱绍杰

广角 | 子禾：剥开浮皮潦草的表层，写下父辈生活

当一位因为交通事故而瘫痪的老妇，被遗弃在肇事者家中，两个垂暮之人的生活会走向何方？作家子禾在新出版的小说《猴命》中给出了他的回答。 作为一名80后作家，子禾出生于甘肃庆阳农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硕士班，现居广州。2019年始，他从诗歌写作转向叙事文学创作，从诗歌到非虚构作品《异乡人：我在北京这十年》，再到短篇小说集《野蜂飞舞》与长篇小说《猴命》，他始终以深切的现实关怀，书写城乡缝隙中普通人的精神处境。 近日，子禾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开始 羊城晚报：您最初是如何构思这个故事的？ 子禾：《猴命》源于我看到的一则社会新闻：一个老人骑电动车撞伤了一个老太太，双方家庭就赔偿责任产生了纠纷。老太太的家人为了逼迫老头负责，将老太太送到了老头家门口。后来，经过街道和村镇的调解，这家人又把老太太接了回去。看到这则新闻时，我想如果老太太真的被留在了老头家里，这两个老人将如何面对彼此？他们本就身体衰弱，丧失了劳动力，如果再增添一份沉甸甸的照料重担，他们的生活会走向何处？ 当然，单单一则新闻，肯定无法推动一部小说的写作。在这本书的题词中，我写下了“献给我的父辈”，这七个字是贯穿创作始终的情感动力。我出生在甘肃东部的农村，我所熟知的父辈、祖父辈，甚至包括我们这一代，许多人的生活状态与小说主人公甘改善极为相似——恪守责任，视道德评价为最高准则，有着超常的忍耐力，平时多是少言寡语，而在家庭生活中又常常表现得颇为粗暴。他们一辈子勤勤恳恳，可到了年老时回首往事，却往往显得一事无成，显得无能，又可怜又可悲。我想写下他们的生活，剥开这种生活浮皮潦草的表层，看看这种生活的实质，看看这种生活如何影响他们。 羊城晚报：有句话叫“新闻结束的地方就是文学的开始”，您如何理解这句话？ 子禾：新闻追求客观，关注外在现象与真实发生的事件；而文学的根本是真实，但这种真实是多层次的，所以为了抵达多重真实，它必须穿透新闻所能提供的现象和事件真实，抵达更深层的、更复杂的真实。文学追求的多层次真实，关注人物的内心感受、记忆，最终抵达情感、心灵与文化深处，如果说新闻是地表的泉水，好的文学则需要循着这地表水勘探它的地下水源。 在写作上我进行了一些看似现实主义但又超越现实主义的探索。传统的中国现实主义小说在描写农民时，大多采用外视角，像在高处架设一台摄像机，远远地记录着人物，他们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但很少有人去深入、细腻地刻画这些人的内心世界。在《猴命》这本书中，我在甘改善身上投入了大量笔墨，去描写他较为细腻的感觉与思量。有人批评说，一个农民会有如此细腻的思考吗？这样的批评自有其道理，毕竟在以往的作品中，以往人们关于农民的认知中，都认为农民缺少内心活动，更缺少心理活动和思想。但我认为无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如何，只要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内心感受就一定远远大于他所能表现出来的部分。所以说长久以来，这样外视角的文学可能恰好对底层人的内心世界形成了一种遮蔽，似乎他们本就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事实未必如此。小说，恰恰可以通过虚构的方法，去探索这个可能被遮蔽的领域，将他们“无声的想法”适度地呈现出来。 是否触及真实比流派归属更重要 羊城晚报：为什么选择“老猴”作为全书的核心意象？ 子禾：“老猴”这个说法并不是杜撰的，它来自我的童年。那时候大人常说“再不听话就让老猴抓走”。小说中，甘改善的记忆里也有类似的一幕：母亲让他给卧病在床的老祖母送饭，语带嫌弃地说：“端给那老猴。”那时他才意识到，老猴不只存在于遥远的恐惧中，它就躺在自家炕上，虚弱得连一碗饭都端不动。于是，老猴在甘改善的脑海中分裂为两个意象：一个是能抓走小孩的神秘又凶恶有力的怪物，一个是被家人嫌弃的病弱无助的将死之人。这种分裂一直埋在他心里，直到晚年，当他面对陈秀兰事件感到无奈又恐惧时，童年的老猴再次回来了——他于是明白，老猴并不会抓走谁，但会跳到他肩上，成为他的命运。老猴不是一个实体，不用爪子和力气抓人，它用人们称之为命运的东西抓人。 人在衰老过程中，会经历生命的异化。那些附加在人身上的价值，劳动能力、家庭角色、社会尊严、爱与希望，都会随着衰老逐一剥落。当一个人连最基本的自理能力都丧失时，他便从人异化为“非人”。这个“非人”，就是老猴，它昭示着生命的残酷真相。 羊城晚报：《猴命》应该不属于现实主义写作？ 子禾：20世纪以来，文学潮流繁多，人们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写作称为 “批判现实主义”，将马尔克斯的写作称为 “魔幻现实主义”。可如果我们问过马尔克斯，他是否会认为自己的写作是 “魔幻现实主义”？他只是如实地描写了他观察到的南美历史，他可能并不关心他的作品归属于何种主义。无论是批判现实主义还是魔幻现实主义，我想，小说的最终追求都是那个尽可能的最大限度的真实，既表现人与现实关系的真实，也表现可见可触的物质世界之外的那一层真实。 今天的作家们大概已不再纠结于形式与主义的选择，他们重视的是能否抵达更多、更深的真实，只要能抵达，任何形式都可以为其所用。所以很难说《猴命》到底是不是现实主义。它关心现实问题，关心农村空巢老人的问题，关心人的衰老、责任和道德问题，这些都是现实问题，而在写法上，它大量使用白描。一部作品的流派归属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触及真实，并以自己的方式抵达了现实。 我觉得“非虚构写作极其困难” 羊城晚报：您是如何开始写作的？ 子禾：我中学时就喜欢写作，大学读中文系，在校期间发表了有限的几首诗。2008年大学毕业后，我从事了十多年图书编辑工作，始终未放弃写作，但也自娱自乐，不求发表。2019年去人大读书才真的把写作当回事，慢慢开始发作品。这几年来，发表不算少，出版了非虚构作品《异乡人：我在北京那十年》、中短篇小说集《野蜂飞舞》和长篇小说《猴命》。 羊城晚报：为什么从非虚构写作转向小说写作？ 子禾：一方面，我认为非虚构写作极其困难，写完《异乡人》就已经耗尽了我30岁之前的经验。如果再写，需大量采访、长期积累，而我缺乏那样的行动力。另一方面，我认为诗歌像一门高精尖的科学技术，虽然它不一定能大面积推广使用，但它代表着文学的前沿，那些最好的作品往往源于诗歌。但如果作家想要征战世界，小说就像坦克，它能够泥沙俱下，将生活中的各种元素囊括进来，这是我写小说的初衷。 羊城晚报：毕业于人大作家班，导师是著名作家阎连科，您的写作是否受到他的影响？ 子禾：我想我和阎老师是不同类型的作家，所以我受阎老师影响，主要不在作品层面。我敬重阎老师的文学精神。从他近十来年的创作中，我看到一种持续的、孤独的、勇敢的文学探索。“勇敢”一词在日常生活中被用滥，大家不觉得它是了不起的品格。但放在文学中，放在具有开拓性的创造事业上，勇敢是极难达到的。 阎老师对我的影响一方面是正向的，他的文学追求和人格精神令我肃然起敬；另一方面又是反向的，即我清楚我们之间的不同：他的小说属于宏观层面的社会历史叙事，所以多重视故事结构，冲突强烈，人物也多有英雄气质；但我的生命资源和生活资源都不足以支撑我写英雄，我只能写日常生活中那些最普通不过的人，他们生活庸常无趣，无缘于大开大合的故事情节，他们只是在琐碎的生活中尽力挣扎，在能维持总体平衡的状态中做出一点点微小的抗争和追求，绽放出一点人性中尚未磨灭的光点。 羊城晚报：在小说创作上，您有没有自己的榜样？ 子禾：在小说创作上，这几年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作家有三位：南非作家库切，我喜欢他那种锐利的道德审视眼光；爱尔兰作家威廉·特雷弗，我着迷于他小说中那种对生活深邃、庄严又务实的理解；智利作家波拉尼奥，他的小说有一种非常迷人的东西，一种泥沙俱下的流浪气质和包容性。 羊城晚报：接下来是否有写作计划？ 子禾：我从未对自己的写作有整体规划，我的想法是一部一部写下去，尽量把每一部作品写好，让它们无愧于我的生命与努力。《猴命》是我的第三本书，这本书中所写的环境相对封闭，下一部小说我想写得更开阔、更流动，也更具有当代性——具体来说，当下几乎所有人都在被短视频和算法裹挟，我想试着写信息茧房下当代人的处境。 【锐评】 谢有顺：遇见卑微、沉默的人 衰老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命运，而子禾选择关注农村留守老人这一被社会遗忘的群体——他们不仅被忽视，连内心世界也无人问津。小说中的甘改善、陈秀兰等老人，普遍被嫌弃，连子女都嫌弃他们。大多数老年人都有一个特点：话少。个别唠叨的，那其实是另一种层面——因为说的是废话，没人听，本质上也是一种无声。当他们发现没有有效的对话者，便不再开口。子禾要为这些无声者发声——他们也曾年轻、呼喊，拥有响亮的人生。如果无人关心，他们将永远沉默。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被极端简化的世界里。如果我们相信这就是真实，那看到的就是一个高度简化的图景，由此规划人生、做出抉择，必然也是偏颇的。文学要为无声者发声，让被侮辱、被损害的人被照亮，让无力者站立——找回被删除的声音，呈现被遮蔽的生活。只有见识更完整的人生、听到更丰富的声音，选择与判断才有意义。 文学的传统，是发现小声音，遇见卑微、沉默的人，反抗洪亮声音对微小声音的压抑。今天仍有写作者坚持书写微小人群，我深深敬佩那些到角落、到黑暗中去发现、表达、感受的人。《猴命》中的老年人，日常里透出的良善与光辉，作家并未将其升华为英雄主义，而是写出了人性本来之物，只通过契机让它焕发。这是最触动我的地方。 申霞艳：学习如何面对衰老 子禾的《猴命》让我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七八十岁的乡村男性被抛到社会边缘，在种种权利被剥夺后，只剩赤裸裸的生存状态。60岁后，我们如何承受疾病、被抛弃、遭冷眼？这本书重新提醒我们去看见人生中被遮蔽的大半部分——那些被切割出主流视野的生命经验。 书中一个细节深深打动我：两个孙女由爷爷带大，从兰州回乡的爸爸问小女孩有什么梦想，小女孩说喜欢放羊，立刻被姐姐嘲笑——一个跟着爷爷放羊长大的女孩，不能爱上放羊。这个被禁止的“事业”，让我想起自己童年跟爷爷放牛，我也爱那头牛，觉得它身上有爷爷的仁慈。那女孩一定也从衰老的羊群身上看到了爷爷的影子。但她的理想被城市归来的家人嘲笑，只好改口“或者跳舞”。代际隔阂与价值观碾压，在这一幕里暴露无遗。 主流媒体永远聚焦年轻光鲜的面孔，“抗衰”在今天成了最赚钱的事业。但我们每刻都在衰老，我们都知道自己会成为祖父、祖母，终将与世界告别，却刻意回避衰老。书里写到挤羊奶、摘杏子、打麦子的熟悉农村场景，更写出老人们无言之下的深沉力量。我们不仅要在生活里习得衰老，更要在小说中提前学习衰老——学习如何面对它，是生命最珍贵的一课，因为衰老就在祖辈、父辈和我们身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文 | 记者 熊安娜 图 | 由受访者提供 统筹 | 吴小攀

百家 | 卞毓方：贺兰山“唤醒”了韩美林

文/卞毓方 “认亲”贺兰山岩画 有些人第一次看见岩画，是参观。 有些人第一次看见岩画，是发现。 韩美林却迥然有别，他第一次看见贺兰山岩画，像是认亲。 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贺兰山的风很大。那风从荒漠深处吹来，掠过山口，卷起砂砾，吹过亿万年裸露的岩壁，也吹乱了韩美林的额发。阳光斜斜地照在山体上，赭红色的岩石一层层铺展开去，远远望着，像一本被岁月摊开的巨书。 这本书，没有纸页，也没有装帧。它以山为册，以石为简，以风沙为墨，以五千年的星霜作注。 导游在讲解，学者在考证，游客在拍照，而韩美林却忽然停住了脚步。 因为岩石上的那些线条，仿佛活了。一头鹿，从石壁深处跃出；一匹马，在天地之间奔跑；一只鸟张开双翼，正欲飞向太阳；还有那些神秘的人面、图腾、符号，像一群失散多年的故人，隔着数千年时光向他招手。 那一刻，他看到的不是岩画，而是记忆。一种说不清来源的记忆。 仿佛在时间尚未被命名的时候，在文字尚未出现的时候，在史册尚未写下第一页的时候，他曾经站在这里。头顶是苍茫星空，脚下是荒原与河流，火堆在黑夜里噼啪燃烧，族人围坐四周，有人仰望太阳，有人祭祀神灵，有人讲述白天追逐鹿群的经过；孩子们躲在母亲身后，眼睛被火光照得灼亮；远处有狼嚎，近处有马嘶，风从山谷穿过，像神灵低沉的吟啸。 然后，一个年轻人拾起石器，在岩壁上刻下奔跑的鹿、飞翔的鹰，以及他对天地万物最初的惊叹。 那时候，艺术还没有名字，画家还没有名字，美术史也还没有名字。人只是因为震撼，因为恐惧，因为欢喜，因为想把一头鹿留住，想把一次狩猎留住，想把太阳留住，把雷电留住，把星辰留住，把祖灵的凝视留住，于是向岩壁伸出了手。 这一伸手，便是艺术的开始。 五千多年过去了，那个年轻人早已化为尘土。然而岩壁还在，太阳还在，风还在，鹿仍在奔跑。而韩美林站在岩画面前，忽然感到一种从心灵深处升起的亲切。 仿佛自己并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仿佛这一次，不是观赏，而是归来。 这是一件奇异的事。一位现代艺术家，生于城市，受过现代教育，经历过二十世纪中国的种种风霜，却在贺兰山的岩壁前，突然产生与史前人类相认的冲动。那不是学术上的认亲，也不是资料上的重逢，而是生命深处某种古老直觉的苏醒。 有些东西，书本说得云里雾里。 有些东西，学院教得隔山隔水。 有些东西，尽管隔着几千年的烟尘，也能被一个有缘者一见如故，再见倾心。 贺兰山岩画是考古对象，是文化遗存，是先民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图像资料。但在韩美林眼中，它首先是生命体。 鹿有蹦跳之势，马有奔腾之气，鸟有高飞远翔之姿；那些弯弯曲曲的线，那些貌似稚拙的人面，那些难以解释的符号，也都有呼吸，有心跳，有欢笑。它们并没有安静地待在岩壁上，而是破壁而出，闯进他的眼帘，也闯进他的笔墨、陶土、铜铁和灵魂。 所以，韩美林后来多次说起贺兰山岩画对他的触动。这种触动，不是“看见了一个题材”，而是“找到了一条根”。题材可以更新，根却不能调换；题材属于作品，根属于本真；题材在眼前，根在脚下；题材可以借用，根只能被唤醒。 贺兰山唤醒了韩美林。 或者说，贺兰山让韩美林认出了曾经的自己。 熟悉现代，却返回远古 那是文字诞生以前的时代，龙马尚未负图，神龟尚未献书。艺术尚未从生活中析出，就像水尚未从海中分离。每一道刻痕，都是生存留下的印记；每一声吟唱，都是人与天地互相试探的回音；每一个形状，都是生命在艰难岁月中偶然开出的花。 而这种“花”，韩美林一看就懂。他懂它为什么粗砺，懂它为什么稚拙，懂它为什么没有阴影、没有透视、没有精密解剖，却仍然撼人心魄。因为那不是后来人坐在画案前雕琢出来的绚丽，而是生命在猝然之间爆发出的力道。它未经修饰，却极凝练；像石头一样质朴，像火焰一样热烈，像野兽一样剽悍。 后来我每每看韩美林的画，总觉得其中有股“第一眼看世界”的好奇。 这很难得。 一个人年纪愈长，见识愈广，技法愈熟，往往愈容易失去好奇心。世界在他眼里逐渐变成概念：花是植物，鸟是动物，牛是家畜，鱼是水产，山是地貌，太阳是天体。万物被分类、命名、解释，最后被安置在知识的抽屉里，贴上一成不变的标签。 韩美林却不同。他看见一只鸟，仍会欢喜；看见一条鱼，仍会艳羡；看见一头牛，仍会激动。在他的笔下，鸟不只是鸟，鱼不只是鱼，牛也不只是牛，它们像是刚冲出天地混沌，带着灵气，带着神性，带着与生俱来的威仪。 这便是他的“童心”。 所谓童心，不是幼稚，不是天真的烂漫，也不是刻意画出的拙趣。真正的童心，是一种未经污染的视觉，是对世界最初的欢娱，是相信万物都有灵魂，相信石头会说话，相信牛马鸟鱼都与人一道，在寥廓天地间竞自由。 这一点，使他与许多现代学院派艺术家拉开了距离。 韩美林身上可贵的地方，正在于他既经历过现代艺术训练，又没有被训练驯服。他知道技法，却不拜倒在技法面前；他懂得造型，却不让造型变成僵硬的法度；他熟悉现代，却一路返回远古。 这“返回”二字，尤其珍贵。 许多人的艺术，是向前走，走向新材料、新观念、新语言、新潮流。韩美林也向前走，但他还有另一只脚，始终踏在远古的岩壁上。他往前走得愈远，往后扎得愈深；他愈现代，愈原始；他愈丰富，愈单纯。他愈接近耄耋，愈像一个刚刚看见世界的孩子。 这不是矛盾，而是奇迹。 韩美林曾七次深入贺兰山，近乎痴迷地描摹、记录岩画，与古人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说是对话，其实并不准确。对话总要有来有往，有问有答；而他与岩画之间，更像是一种无声的互认。 他站在岩壁前，打量那些古老线条；岩壁也像在沉默中认出了他。 五千年前的先民，不知道后来会有韩美林。韩美林也不知道五千年前那个刻画的人姓甚名谁。可是艺术偏偏就有这种通灵的魔力：它让两个从未谋面的人，在时间之外相遇。 一个在石壁上刻画，一个用纸张、陶土、铜铁、紫砂、织物去描摹；一个面对的是荒原、兽群、太阳和祭火，一个面对的是城市、博物馆、艺术馆、展览、出版与世界。可是，他们的手，却在某一瞬间握在了一起。 仍保留古老图像的魅力 我注意到，韩美林笔下飘逸的“美林马”，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画马蹄。这并非偶然的省略，而是来自岩画动物的启示。贺兰山岩画里的许多动物，本不以细部取胜。它们不画蹄，甚至不讲究完整的解剖，却仍然在奔跑，仍然在飞扬，仍然比许多四蹄俱全、筋骨分明的马更像马。 为什么？ 因为它抓住的不是马的皮毛，而是马的神；不是马的形体，而是马的势；不是一匹马站在那里供人端详，而是一匹马正从时间深处逐日追风，长啸而来。 中国画论中有“以形写神”。但在韩美林这里，有时竟像是“舍形得神”。他敢于省略，敢于夸张，敢于让形象回到更原初、更符号，也更有冲击力的状态。一头牛，可以不必完全像一头牛，却必须有牛的浑厚、倔强与温良；一只鸟，可以不必完全像一只鸟，却必须有鸟将飞未飞那一瞬间的振翮；一条鱼，可以不必完全像一条鱼，却必须让人感觉到它正在水中悠然游动。 这不是简单的变形，而是与远古造型心有灵犀。 在岩画时代，人类画鹿，不是为了制作一本动物图谱；画马，不是为了参加绘画比赛；画太阳神，不是为了装饰洞穴。他们画，是因为他们相信画有灵验。画下鹿，鹿群会前赴后继；画下太阳，阳光会长久照耀；画下神祇，部落能得到庇护。那时的图像，有巫风，有祈愿，也有生存的急迫。 韩美林的许多作品，虽然诞生在现代，却仍保留着这种古老图像的魅力：童年与苍老，在他那里不是相反；远古与当代，在他那里也没有抵牾。他能够把最古老的场面画得很新，把最天真的物事画得很深，把最民间的姿态画得很庄严，用最简略的线条画出华夏文明潜入地层的根系。 所以我常想，韩美林真正的出生地，也许并不只在山东济南。 济南当然重要。那是他这一世的投胎之地，是户籍上的乡梓，是母亲把他带到红尘的原点。那里有泉水，有街巷，有童年隐约的哭声与笑声，有一个孩子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世界的最初记忆。 但是，一个艺术家的出生，未必只有一次。肉身有肉身的出生，灵魂有灵魂的出生。 韩美林肉身出生在济南，灵魂却可能更早地出生在远古的岩壁。他的另一张出生证明，或许就刻在贺兰山某块风蚀斑驳的苍崖上。 韩美林，像是隔着五千年，又一次回到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