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晚·花地·文化
文/周建平 一、最漫长的一天 嘹亮的军号,唤醒了沉睡的大地,715兵工厂新的一天开始了。 1976年寒冬,我十九岁,在粤北山区的715兵工厂做军工学徒。 天还没亮透,厂里就炸了锅——102车间出事了。金鸡岭下腾起紫红色的硝烟,那股气味呛得人嗓子发紧。军代表叶书记匆匆赶来,脸色铁青:“管道爆裂,TNT浓液漫上山岗,低温凝固成冰块了。上级命令:人工清除,不惜一切代价。” 我跟第一批突击队往山上走。TNT冰块呈金黄色,半透明,在晨光下竟有些好看。可我们都知道,这美丽的东西随时能把人撕碎。镐头砸下去,弹手,像挖冻土——轻了挖不动,重了可能炸。 叶书记走过来,替我理了理衣帽,拍了拍我的肩。他那双有力的大手在微微发颤。刘工长把镐头递给我时,镐柄已被他握得温热。 腿有点抖,手心全是汗。叶书记下达命令时,我的女师傅神情严肃,一言不发。她转身准备上山,目光扫过我——忽然怔了一下,眼神变了,嘴角微微动了动,朝我点了点头。那目光仿佛在说:别紧张,跟着上。她一步步往山上去。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我偷偷看了一眼身边的工友——杜师傅和他漂亮的女朋友都上来了。 我抡起镐头。“嘭!”第一声砸下去,碎硝溅起,虎口震得发麻。那声音不像是敲击,倒像直接撞在心口上,心脏跟着猛地一缩。“嘭!嘭!”第二下、第三下,镐头与冰块的每一次撞击,都像从我胸腔里碾过去。我不敢用力过猛,又不敢太轻——轻了挖不动,重了怕引爆。每一镐下去,我都觉得时间停了一瞬,等着看它会不会炸。没有炸,再砸下一镐。 额头的汗流进眼睛里,涩得睁不开,也不敢抬手去擦。耳边只有镐头的闷响和工友们粗重的喘息。没有人说话,连呼吸都压得很低。碎硝飞进脖领,冰凉,又带着灼烫的刺激。 那是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一秒一秒地数着,一镐一镐地熬着。脑子里忽然冒出些乱七八糟的念头:《林海雪原》该还人家了,看了两遍了;《唐诗小札》里那些诗,以后还看得着吗?最可惜的是没机会画画和拉小提琴了。假如就这么完了,最揪心的是没机会告诉家人和朋友,这里发生了什么。可转念一想——杜师傅和他女朋友都上来了,我的女师傅也在,我怕什么?我家里还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妹,爸爸妈妈有人照顾。这么一想,心里反而踏实下来,手也不抖了。 每人一麻袋的任务终于完成了。我把镐头交给下一拨工友,轻轻摇了摇他的肩膀:“兄弟,没事!回来一起喝酒!”他看了我一眼,点点头:“等着。” 师傅的镐头一直没停,一声不吭。下来时满脸硝尘,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鼓励和赞许,嘴角微微扬起。 太阳下山时,任务全部完成。我们互相看着——脸上身上全是黄白色的硝尘,像一群石膏像。不知谁先笑了一声,接着大家都笑了。笑着笑着,有位女工背过脸去,我的女师傅伸手,轻轻为她擦了擦眼睛。有人回望那个刚刚清扫过的山坡,沉默不语。 假如……没有假如。 那一天,我真正懂了什么叫“生死之交”。十九岁的怯懦,在镐头起落间被砸得粉碎。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事让我害怕过。 夜晚,宿舍楼前燃起篝火。我取出小提琴,拉起了《如歌的行板》。琴声响起,眼睛湿润了。快弓拉出一个又一个高潮,琴弦仿佛连着心脏。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楼上窗户一扇扇推开,工友们静静地看着我。篝火噼啪作响,没有人说话。 我的女师傅默默站在人群当中,眼睛映着篝火的光芒,忽明忽暗。她双手抱臂,手里还握着那只搪瓷杯,端在半空,一直没放下来。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在乐曲的情绪里,百感交集。 二、我的女师傅 师傅姓熊,四川人。因为稍胖,工人们背地里打趣叫她“熊猫”——白白胖胖,漂漂亮亮,左额头上有一道浅红色的疤痕,像漏擦的胭脂。她后来知道了,只是淡淡一笑,没当回事。 那时我是学徒,她是师傅,工作之外,我们交流并不多。平常谈心也是随机的——问问父母家人,遇上什么事说什么事,不会刻意。她的私事,我当然不便多问。可就是这几年里经历的几件事,让我刻骨铭心,一辈子也忘不了。 刚分配师徒时我甚至有点遗憾——我希望师傅是电影里那种粗壮勇敢的工人老大哥形象。她的力量在哪里呢? 第一天她来到宿舍,带来100瓦大灯泡给我换下原来25瓦的灯泡。光亮多了!她说听劳资科的陈科长介绍新来的徒弟爱画画好看书,换个大灯泡,光线足,看得清,不坏眼。我感到惊讶和亲切。 工作中她严厉得像另一个人。一次夜班,凌晨四点我打起瞌睡,她赶紧推醒我:“千万不能瞌睡!一旦发生事故,国家财产、人命关天!”她给我讲厂里前辈的故事:张师傅在抗日战争时期生产军火时炸伤了胳臂,韩师傅在解放战争时期生产军火时炸伤了右眼——他们都是在后方为前线铸剑的英雄。我肃然起敬。 可平日里,她会悄悄塞给我一个馒头,午间休息时为我披上呢子工衣,有时顺手把我的饭盒洗了,还不时递来新笔记本:“学习总是有用的。”她看我画画和学习时的那道目光,令我鼓舞。最喜欢听她工休时间小声哼唱《康定情歌》。 如果说挖TNT已经显示了她的勇敢——但那是大家都一起上了的。真正让全厂刮目相看的,是“大会战”那天。一群工人想把红旗插到二十多米高的铁塔顶上,可一个个男工爬到一半就发晕。师傅脱下碎花棉袄塞给我,对工人们说:“把红旗给我吧!”工人们开始起哄:“熊猫上树!熊猫上树了!”她只是笑笑,把红旗挎在肩后,一级一级慢慢往上爬。风很大,铁塔微微晃动。工人们渐渐不笑了,屏住呼吸。工长赶紧让人把水泥袋和稻草堆到塔下,以防万一,一边冲上面喊:“下来!快下来!”她没有回头。红旗终于在塔顶展开,猎猎飘扬。她回到地面,全场掌声雷动。书记走过来与她握手:“好样的!”她脱口而出:“没得啥子!”我把那件带着她体温的棉袄递过去——那一刻,我觉得全世界最骄傲的事就是当她的徒弟。 还有一次,101车间出事故,紫红色的硝烟犹如妖雾弥漫开来——干TNT的人对这种深紫的颜色再熟悉不过,那气味刺鼻、呛人,令人窒息。工人们纷纷撤离,师傅没有动身。“咋办,师傅?”她回头看看我:“你也赶紧撤吧。”“跑出来就能活吗?”她愣了一下:“跑进隧道,起码尸体是全的。” 毛骨悚然。但师傅那种在生死面前的从容,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天,她急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听师傅的话,赶紧跑!”后来消防队和罗总工程师赶到,及时处理了事故。唏嘘之中,我幸运地没有成为尸体。 那年中秋,我到厂外的武江边写生回来,发现师傅在厂门口迎接,工友们说师傅从下午4点多一直等到太阳下山。要一起去东北赵师傅家包饺子。这是我在兵工厂记忆最深的一个节日。那天师傅高兴,喝了点酒,清了清嗓子,哼唱起她家乡的《康定情歌》。我也拉了一小段小提琴。 在湖北襄阳某兵工厂学习时,一个大雪天的夜晚,我因感冒发烧,撑到下班,为躲避过路的卡车,迷迷糊糊掉进了路边石块围堤的干枯水沟里。眼睛一黑,站不起来了。师傅和工人们轮流把我背到卫生院。那天晚上,师傅在病房看护到天明。我醒来时,见她趴在椅子上睡着了。感动不已,终身难忘。低头一看,棉衣口袋里那支钢笔已经被堤石折断了,墨水染蓝了一大片衣兜。 我考上大学要离开了。“师傅,我给您拉一曲小提琴吧。”我打开琴盒。她摇摇手:“受不起呀!赶紧先回家,几年没见妈妈了。”她从柜子里取出一个枣红色的笔盒,递给我——是一支“青年”牌钢笔。“拿着用。”她说。我接过来,想起那支折断在沟里的笔,一时说不出话。我送给她一张自己画的丹霞风景写生。她高兴的说,“要得,我今天就把它挂上!” 我终于鼓起勇气问她额头上的疤痕。听人说她当过兵,当年在丛林里拉练时划伤的。她摇头一笑:“不难看吧?”我说:“师傅最漂亮了。”她微微笑了笑,却什么也没说。 后来我才明白,真正的英雄从来不自以为英雄。她们只是在该站出来的时候,一步也没有退后。 三、 不散的宴席 当年从韶关各知青场一起来兵工厂的有十个人。卡车往山里开时,一个知青突然哭了。我说:“男子汉大丈夫!我们没有退路!”我伸出手:“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十只手掌,一只一只搭上来。那一刻,十个萍水相逢的年轻人把命交给了彼此。 严洪景是其中最沉默的一个。我们曾是中学同学,一起到了兵工厂,他是锅炉工,整日与煤灰为伴,话不多,却厚实直率。在我最艰难的时刻——父亲重病、停薪留职、全力备考——他默默伸出了手。他从不多问,只是把钱塞给我,轻松地说:“别想太多,考了再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天气。我知道,那时他自己也并不宽裕,家里还有两位老人。我温习功课的住处离他住的厂区南区九公里。有一次,他竟然为我送生活用品,来回走了十几公里,回的路上风雨交加,浑身湿透。那风雨里的身影——简直像弹药一样充满力量。 我成了十个人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欢送会上,有人哭了,有人摔酒瓶。严洪景一言不发,连夜把我送到三公里外的安口火车站。上车前,我脱下身上的呢子工服塞给他。火车开动,他抱着那件工服,一直站在站台上。 出发前,我把师傅送的那支“青年”牌钢笔小心地放进背包。枣红色的笔盒,沉甸甸的。 到了学校,我用那支钢笔给师傅和工友们写信——一封一封地写。居然没人回。两年后我放假回厂,去找那些哥们,一个也不见了。原来,那天聚餐后熊师傅对着大伙说:“啥子嘛!他能考上,你们为什么不能?哭什么哭!”一个个发愤图强,考上大学、电大、业大、中专,到特区或回老家创业,全都冲了出去。严洪景没有考学,回到家乡做了一名会计——工作踏实,认真负责,令人尊敬。我曾替他惋惜,他却说:“各有各的路。你把书读好,就行。” 这些年来,逢年过节对他的问候和礼数从不缺席;我有了成绩第一时间告诉他,他比我还高兴;家里遇到难事,我们之间二话不说就帮忙。但他从不提起当年对我的资助,仿佛只是件不足挂齿的小事。 近日我特别请当年一起学画,如今成为著名画家关山雪画了一幅国画《韶阳楼挹翠》赠他。故乡美景,寄托情谊,意义非同寻常。 酒桌上提起当年挖炸药,才知道那天他也参加了,只是不同一批上阵。我惊讶地问他怎么从没说过,他摆摆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有什么好说的。”母校百年校庆邀请我作主题演讲,聚会时,我想把他资助我的事告诉同学们,他当场拦住我,满脸不自在:“过去的事了,别说了。” 他就是这样的人——做了十分,只说一分,甚至一分也不说。他的善良,从来不是为了被看见。在这个人人都想被记住的时代,他安安静静地做一个“被遗忘的人”。可正是这样的人,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友情:不是挂在嘴上的肝胆相照,而是你需要的时候,他已经在路上了。 不久工厂下马,工友们各奔东西。四十多年后我独自回去,金鸡岭上白云悠悠。《如歌的行板》在心中回响。 尾 声 我曾以为工友们忘了那段往事。后来重逢,酒过三巡,不知谁提了一嘴“当年挖TNT”——一桌子人忽然静了。杜师傅把酒杯一蹾:“怎么不记得?我一镐下去,心想完了——没炸。”满桌大笑。笑完一个接一个说起来:谁的镐头弹得最高,谁吓得尿了裤子……有人别过脸去,拿手背蹭了一下眼睛。不是忘了。是日子太长,平时不敢轻易碰。一碰,就扯出一整片山河。 我问起我的女师傅。在座的人都摇摇头,没有人知道她的消息。她就像那个夜晚的琴声,散在了风里,再也没有回来。 如今我已六十多了。走在街上,看见某个行人的烟火气,会想起师傅塞给我的馒头;看到背着琴盒的少年,想起我竟没来得及专门为师傅拉一首曲子。还有严洪景——他不久前告诉我,儿子学以致用,工作踏实,已经评上副高职称了。说这话时他语气里的骄傲,比他自己的事还浓。人生有这样的朋友,实在难得。 那些用青春换来的东西从来没有离开过。它们变成了一种底气:这辈子最危险的事都扛过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兵工厂的军号声,那曾嘹亮地唤醒大地的号角,依然不时在我梦中回响,如歌,如诉。 青春、热血、恐惧、勇敢、音乐、友情——都过去了,又都没过去。它们像一首弦乐四重奏,永远演奏着那支《如歌的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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