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晚·花地·文化
文/吴思敬 “以禅喻诗”,是中国古代诗话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南宋诗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曾有“论诗如论禅”的说法。金代诗人元好问的“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则从诗与禅可以互相借力的角度,透辟地阐明了诗与禅的关系。 禅是一种宗教,是一种哲学,同时也是一种隐秘的心灵体验。冯友兰说过: “禅宗虽然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可是它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从认知方式上说,禅宗不是靠概念推演,而是靠直指人心的顿悟,即所谓“永恒在瞬间”或“瞬间即可永恒”,其核心是让生命超越现实的拘囿,进入永恒之中。禅宗希望超出人世烦恼,追求精神自由,但又不主张完全脱离世俗生活,不否定个体生命的幻想,适应了不同时代失意而苦闷的知识分子寻求精神解脱的愿望。 从语言上说,禅宗强调“不立文字”。禅宗认为,禅是不可言说的,要言说也要绕路而行,因而特别强调闻声悟道、见色明心,所谓“佛祖拈花,迦叶微笑”是也。冯友兰说:“禅宗中底人常说:善说者终日道如不道,善闻者终日闻如不闻。宗杲说:‘上士闻道,如印印空。中士闻道,如印印水。下士闻道,如印印泥。’印印空无迹,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禅看似不可言说,虚无缥缈,但并不排除默语、身势语、机锋转语、问东答西、答非所问等间接言说,而上述种种,本质上均是暗示。而恰恰是在这点上,又与诗人在审美创造中的思维方式得以沟通。荷尔德林在一首诗中说:“自古以来/诸神的语言就是暗示”。海德格尔对此解释道:“诗人之道说就是对这种暗示的截获,以便把这种暗示进一步暗示给诗人的民众。这种对暗示的截获是一种接受,但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给予。”诗人在创作中同样强调这种暗示性,强调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强调表达的疏密得当、不即不离,具有一种含蓄、空灵之美。由禅悟到诗歌创作的直觉思维,由禅境到追求无言之美的诗境,一脉相承,成了中国诗学中非常重要的传统。 宋代诗人吴可写过一首《学诗》:“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鲜明地表达了学诗与参禅的关系。参禅是生命觉悟的过程,写诗则是将生命的觉悟落实于言语的过程。禅看似不可言说,但真正走了进去,领悟了它,却能感受到它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与人的精神品格、思维方式、艺术素养等有密切的联系。 “自古诗情半个禅”。诗和禅一样,不提供定义,只是显示鲜活的情感与心灵状态。面对世界,禅家强调“身在万物中,心在万物上”,这与诗人主张的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颇有相通之处。古代诗人早就发现,读一首好诗时的体验和参禅的某个瞬间,有一种说不清的相似。细品那些传世的优秀诗歌,不仅能感受到音韵之美、意象之美,而且能领悟到蕴涵其中的哲理,能体味到溶解在生活中的秘密,而这与领悟禅机、禅趣,进入禅的境界,也确有某些异曲同工之处。 陆游晚年曾教导他的儿子陆遹:“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意思是说,一个诗人写诗,光在文字、技巧上下功夫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要在阅历、学养、操守、精神品格等方面下功夫。这一点,对禅诗的写作者来说尤其重要。 禅诗的写作,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被称为“诗佛”的唐代诗人王维,其字摩诘,源于古印度著名的在家修行的维摩诘居士。王维视其为精神偶像,半官半隐,日常讽诵习禅,与南北宗僧人均往来,其禅诗写作达到了极高的成就,他的《鸟鸣涧》《辛夷坞》《鹿柴》《山居秋暝》等诗,字面上并无佛理禅思的痕迹,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由优美的意象构成的画面,而佛理禅思则寓于其中,可让人思而悟之、味而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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