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张家鸿评孙郁《叩门者》：面对史料，发现诗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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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家鸿在新著《叩门者》中，孙郁写他读到的书，以及读后的感受；写他遇见的人，以及遇见后的心得，令我深有触动。他在《文心一角》中说：“谈论自己的时候，只要抱有诚意，文字都是引人入胜的。不必用一些口号装饰自己，否则与读者的距离就远了。”品读《先生素描》一文，孙郁并未止于对作者丁帆的理解，而是向前追溯南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并归纳其间人物之共性。“一个有信仰的人，在治学中会恪守一种精神，也因了这种精神，就不会在空中飘来飘去，而像一棵大树，深扎在大地上，后人在望道的途中，也因之有了可以驻足的地方。”此乃他对南大中文系一代代学术人物的敬意，源于他们的坚定以及风风雨雨中的一脉相承。丁帆的坚守并非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其实，不管在南大或别的地方，若无坚守，为学之静气也算不上，何来学术可言？他从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说起，谈及自己写作《民国文学十五讲》的困扰，以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魅力，而后，他论述文学史写作的有得与有失：“如此看来，文学史的写作，是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于历史遗迹的一种带有针对性的凝视，在审美的跳跃的空间里，史学家捕捉的不仅仅是诗文的一个断面，或审美景观的一角，后人完全可以在不同的空间里建立自己的叙述逻辑。”在他看来，文学史写作既是有价值的写作，也注定是有缺憾的写作。一面或一角即价值所在，因之建立自己的逻辑同样蕴藏价值。不必寻求全面或完美，那是对写作者的苛刻。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若以完美为目标，也是自以为是，缺乏自知之明。“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要做的事，与其寻找完美性，不如脚踩在大地上，一步一步走下去。”这话说来平常，却有使命在肩的当仁不让。一代学者做应该做的，带着热情与自信去做，却不可因此闭目塞听，无视他人的光芒与灼见。或者可以说，一代代学者的接力传承，才是不断趋近完美的存在。从这些读后见解中，我尝试勾勒出孙郁先生的气度。谈论读过的好书时，他没有炫耀，不妄自尊大，有哪些收获即写什么，此乃真诚。此外，还有眼界与胸襟，向前追溯是有的，且常常向周围扩散开去，可谓开阔。这个时候，这本书是他写作的核心，也是他的精神据点。人与书的交集，是一个气场；人与人的交情，是一种氛围。气场也好，氛围也罢，皆非有心灵完满、豁然的在场不可。故而，品读书香、评价友人，对自我的省察常常伴随左右或牵绊其中。当然，书与人常常交织在一起，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重要的是，孙郁的在场是全副身心的，并非有所遮蔽或掩盖。借孙郁的话来讲则是——“读书人最忌的是陷于单一的话语里，缺少自问和内省，词语也是贫乏的。”自问或自省乃为学或日常之必需，在孙郁这里是不打折扣的。品书论人在他这里不是站在高处的指点，而是把自己放在低处，清空内里，汲取书中绽放的光芒。《邵燕祥点滴》一文论邵燕祥先生日常为人与平素行文，是以把邵先生当作自家长辈的口吻写成，而后便念及自我之不足。“每读先生之文，便觉这才是知识人应有的表达，可惜我们这些俗人少的就是这样的风骨。不迷信于概念，超越知识论的场域，便会灵思飞扬。”风骨源于何处？邵先生笔下常有精神的拷问、爱意的传递、对学人的敬意，说到底他是不满于当下的，是有遥远期盼的。如此念想并未因为年华消逝而消失。自称是学院中俗人，自称只会写不好看的八股文，孙郁之自剖可谓不留情面。以观照己心为前提，审视前辈给予后已然承接的润泽，字里行间注定有温度的流淌。在书中，孙郁说过这样的话：“以感性的方式面对史料，能够发现诗意的存在。”同样可以说，感性仍然是他面对师友及其著述的主要路径。此处之感性，不是全由感性支配，而是主要从感性出发去体贴、去理解、去感受，而后才能款款道出。不是说全然不要理性，适度的理性支撑于感性背后，让感性更有传递的可能。

粤派批评 | 三位行家从《主角》热播谈起，探寻有岭南特色的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之路

6月30日下午，由羊城晚报社文化副刊部主办的“粤派批评”系列主题活动“当代小说影视化改编的得与失——从热播电视剧《主角》谈起”在广州举行，广东省艺术研究所副所长、一级编剧陈建忠，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副院长、一级编剧罗丽，影视剧策划、一级文学编辑陈学军展开对谈。羊城晚报高级编辑吴小攀担任主持。今年初夏，改编自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陈彦同名长篇小说的电视剧《主角》全网刷屏。这部以秦腔名伶半生浮沉为主线、横跨近五十年时代变迁的作品，无疑是近年来文学与影视联姻的一次重磅实践。 “年代剧”究竟如何定义，它为何能跨越代沟，精准击中当代年轻人的审美脉搏？从文本走向荧屏，《主角》的改编留下了哪些宝贵经验？立足岭南这片沃土，广东当代小说在影视化进程中正遭遇哪些机遇与挑战，又该如何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改编之路？ “年代剧”本质上是为行业“纠偏” 羊城晚报：《人世间》《生万物》《小巷人家》《父辈的荣耀》《主角》……近年来，大量由文学作品改编的剧集被归为“年代剧”，“年代剧”是一个专有称谓吗？应该如何定义？华明：在官方分类中，其实并没有“年代剧”这一类别，它是行业和观众在观剧过程中约定俗成的一种叫法。凡是与当下生活存在一定历史距离、带有怀旧审美倾向的剧集，都可以纳入年代剧的讨论范畴。罗丽：我的理解是，“年代剧”是在打捞父辈过往生活的情感与经验中，创作出来的剧本。陈建忠：“年代”与“当代”形成了一种对照关系——除了历史剧，大家约定俗成地将已经发生过的历史阶段，都归入“年代”的范畴。随着时间推移，距离会产生，情感会沉淀，“年代剧”的边界或许还会继续延展。羊城晚报：“年代剧”似乎更多地改编自文学作品尤其是茅奖作品？华明：2022年中国作家协会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文学与影视双向赋能的长效机制。在“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与“剧美中国”精品创作计划等机制扶持下，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及现实题材严肃文学加速向影视领域转化，《人世间》《繁花》《主角》《千里江山图》等茅奖作品均被纳入重点改编范畴，催使“年代剧”在近几年集中爆发。从创作层面看，影视原创确实很难，如果有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供依托，情况会好很多。茅奖作品之所以受青睐，恰恰在于人物命运感背后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比如，陈彦之所以创作出《主角》，是因为他在陕西戏曲研究院生活了二十五年，有扎实的生活积累，这种创作路径与流量化、架空式的风格有本质区别。从市场逻辑看，影视市场几大网络平台主推“小鲜花”“小鲜肉”出演的偶像剧，但那些年龄更大、阅历更深的观众，他们看什么？茅奖改编的影视作品打破了受众群体的局限性，为这些被长期忽视的广大观众群体提供了选择。罗丽：这在本质上是为行业“纠偏”。很多年轻人不爱看国产电视剧，更多地去看韩剧、美剧，但当《人世间》播出时，年轻观众们却反响热烈，他们觉得终于看到了“细糠”“细粮”。当有质感的电视剧出现后，他们又重新回归了。这说明，观众始终在等待有深度、有温度的内容。《人世间》《主角》《繁花》等茅奖、鲁奖改编作品，正是在回应观众对文学质感的呼唤。《主角》：一次“整容式”的成功改编羊城晚报：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的电视剧《主角》是否称得上成功？罗丽：首先应当肯定的是，《主角》真正做到了“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今年端午去西安的游客特别多，秦腔演出更是一票难求，李梅、齐爱云这些秦腔传承人在短视频平台上也获得了大量关注。《主角》不仅为西北文旅注入了新活力，也为秦腔这一传统艺术的推广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陈建忠：影视改编面对的是大众艺术，需要对文学进行“提炼”和“改造”——精神思想、情感分寸、美学呈现与受众接受度之间的公约数，都必须重新权衡。大众的期待是：无论经历多少苦难，最终结局都应当是积极向上的，不回避困境，但终究指向光亮。《主角》的改编之所以成功，恰恰在于它巧妙地处理了原著中的人性暗黑与对女性身体书写的部分，既做了必要规避，又保留了生活化的时代书写。48集的篇幅，将时代场景还原得真实可感，每个人物都饱满立体。它对小说中未充分展开的人物进行了重新配置与经验改装，堪称一次“整容式”的改编。以忆秦娥的对手楚嘉禾为例，剧集改变了原著中“一坏到底”、几无底线的人物设计，赋予了她更复杂的层次——她嫉妒忆秦娥，却在忆秦娥练习“吹火”时出手相救。她心里同样对戏念念不忘，却永远得不到回响。她有认知局限，却也懂得成全自己，最终，在南方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活成了自己的“大女主”。剧集在结局处也做了重要调整：原著中米兰带着忆秦娥、胡彩香等人赴美演出，让秦腔走向世界；而剧版则让胡三元兑现了当初对胡彩香的承诺，骑着三轮，下乡走村唱戏。胡彩香的结局从国际舞台改换为民间乡野，让秦腔这一“来处”是民间的剧种，有了更为恰当的归处：唱给苍天，唱给厚土，唱给苍生。尽管最后几集略显仓促，但改编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温情的。华明：在角色塑造上，《主角》刻画了一个“反常的人”。原著里的忆秦娥内向、被动，这种人设作为一号人物在影视剧中难写，也不讨喜，但恰恰因为是这样一个反常规的人物，反而能够心无旁骛地学艺、练功、演戏，在艺术这条路上学得更扎实、走得比别人都远。坚守初心、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这条线，表达得特别清楚，也令人信服。羊城晚报：《主角》在影视化改编上，有没有不足的地方？罗丽：整部剧最后几集剧情推进显得过于仓促，就拿刘红兵带着儿子遭遇雨夜车祸这条线来说，人物仓促下线，铺垫不足，观感很突兀。陈彦的原著中有不少直面行业乱象、批判现实问题的内容，电视剧进行了柔和化处理，整体走温暖正向的叙事路线，但也因此些许弱化了原著尖锐的批判力量。同时，剧集对人物和故事做了一些改动，比如，把刘红兵塑造成“粉丝追星成功后的痴心男”的形象；删掉忆秦娥与石怀玉的第二段婚姻、儿子刘忆坠楼身亡、和养女宋雨之间的事业矛盾与情感拉扯等情节，这些关键悲剧段落的删减，使得剧集失去了原著那种层层叠加、沉郁厚重的悲剧力量。文本变成影视语言是一种新创作羊城晚报：比照《主角》等小说改编成年代剧的成功案例，可得到哪些文学影视化改编的成功经验？罗丽：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一代也有一代的媒介。在今天，纸质阅读受众占比很小，文学故事具备跨媒介改编的天然属性，因此我们探讨文学影视化，核心并非只讨论题材优劣，更要聚焦媒介转换的创作逻辑。华明：一部文学改编年代剧能否立住并引发观众共情，关键在于创作者是否拥有那个年代的真实生活积累。编剧团队依托原著文本，结合自身认知搭建时代叙事，即便部分情节观感存疑，整体叙事逻辑仍能自洽；一旦逻辑断裂，观众很容易出戏弃剧。《主角》这部剧最终能够成功，靠的就是编剧团队在原著基础上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生活积累，有厚实的生活底蕴和现实主义手法和工匠精神保驾护航。陈建忠：小说和影视是两种语言：小说可一笔跨越数年，依靠大段内心独白塑造人物；影视剧则要求补齐时间留白，依托场景、台词、表演外化人物心境，叙事逻辑必须完整闭环，否则观众难以代入。很多人觉得改编是“走捷径”，因为小说文本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故事框架、人物和历史背景已经提前做了支撑。但当一个文本变成一种影视的语言时，它实际上是在创造，甚至是一种新的创作。我要呼吁，给好的改编者以应有的尊重。陈建忠：好的改编不会刻意规避复杂、有争议的人物形象，而是保留文学对社会阶层的完整描摹。《人世间》中的周蓉并非一个“讨喜”的角色，她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年轻时为了追求诗人丢下全家，人到中年生活困顿，为分房送礼，没办成又把礼物要回来……恰恰是这些细节描写、对“不完美”的呈现，让人物落地，具备了典型性的价值。罗丽：影视改编的成功，还离不开表演的支撑。华明：没错，《主角》的改编之所以成功，张嘉益作为表演艺术总监在选角上功不可没。许多角色让人感觉是本色出演，每一个小角色都在如何出彩上做足了功课。宋师的演员已有多年表演经验，何大锤的演员是说相声出身……观众之所以对他们的表演高度认同，首先是选角精准，其次是导演的把握与调教到位。秦海璐、张嘉益演得好是意料之中，但那些戏份不多的小角色，比如小演员宋雨应试的戏、告慰去世父亲的戏都很到位。好的演员、好的表演在改编作品中，成功填补了从文学到影视之间的想象空间。岭南既有都市感，又有乡土感羊城晚报：在广东当代文学作品中，有哪些曾被改编成影视剧？华明：《虾球传》《三家巷》《雅马哈鱼档》等广东影视作品都是改编自小说。包括原创的《公关小姐》《情满珠江》《外来妹》等影视作品，与广东本土生活结合得非常紧密、时尚，带着烟火气和浓烈的地域特点。那时候内地观众看广东电视剧，会觉得“广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近些年来，根据广东作家原著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的成果颇丰，比如作家张欣的小说版权接连被买断——《浮华背后》《我的泪珠儿》《深喉》《为爱结婚》《锁春记》等，转化率很高。罗丽：我特别期待葛亮的长篇小说《燕食记》被改编成的影视作品的出现，虽然它的舞台改编让我稍微有点失望，这可能与小说的庞大体量以及舞台演出的时长局限有关。我也在做张欣的小说《如风似璧》的舞台剧改编，站在文学审美的角度，原著提供了基础框架和要素，留下了很大的创作空间。陈建忠：从《北上》《主角》等文学影视化改编经验来看，将文学作品卖给制作方，其背后是资本运作，就像把孩子交给别人，前途未卜——有时候可能是更好的提升，有时候也可能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风险是存在的。罗丽：值得一提的是，广东有三部作品入选2026年度“最具转化价值文学IP推荐榜”：《不舍昼夜》《金墟》《英歌饭》。在我看来，《金墟》的文学性相对较弱，但它具有非常宏阔的历史视角，华侨题材、南洋叙事也有很大的虚构和创作空间；《英歌饭》是本土民俗题材，也有一定的改编空间。从改编角度看，最难转化的是《不舍昼夜》，它直接切入改革开放的另一面；从市场和运营角度看，我认为可以先尝试舞台转化，比如做成话剧。羊城晚报：广东文学影视化改编该如何深耕本土资源，打造具有岭南特色的改编之路？陈建忠：广东的烟火气远比北方浓烈，祭祀和宗族文化浸润日常，显得更为潮润、鲜活。《外来媳妇本地郎》《72家房客》《情满珠江》式的市井群像，是应当被放大、被赋予更具当代价值的形象。罗丽：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文形象有很多面向，但长期以来没有什么“故事感”。其实，岭南不仅是都市经济发达的形象，还要有向内部寻找乡愁的方言感。近几年，粤语、潮汕方言作品很火，它们带有独特的怀旧气息和情感关怀，既有都市感，又有乡土感，可能是今天文学和艺术中的“中国样本”。这也提醒我们应如何对待都市写作。目前都市写作在影视剧改编中被固化成两种形式：一种是都市精英群体，时刻聚焦女性主义、独立意识，充满怀疑和批判；另一种是大工业生产和技术研发，代表了当前的发展方向。但文学艺术在书写现实时，需要隔着一层，需要带着更宽泛的时代思考。这就是审美需要“距离”的原因。广东的影视创作需要有自己的特色，不应全是“室内剧”的感觉。很多人追的所谓“职场斗争剧”，完全照搬模式，其实是不接地气的文化表现。如果没有像陈彦那样在一个地方扎根、带着地气来创作，是很难成功的。华明：我们不知道陈彦写《主角》时有没有想着卖出改编权、网络平台是否接受秦腔题材等问题，这部作品的成功是他调动了二十多年的生活积累的结果。“有感而发”这一点很重要，而且在叙事方式上贴近大众阅读习惯。广东确实是文艺创作的宝库，不说民主革命、改革开放，单看新世纪或我们当下的生活，就有很多值得关注和表现的题材。影视剧创作离不开商业，但开发题材的第一步往往需要放下功利心。文 | 记者熊安娜梁善茵图 | 林水庆视频 | 记者梁善茵熊安娜余振盛梁艺俊统筹 | 吴小攀

5 jul 202616 min

周末七杯茶 | 酒旗风暖说绝句；回望“原本”；守候鹿群……

羊城晚报每周日推出“七杯茶”专版，特约海内外六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专栏文章。此外，还有面向广大读者征稿的“随手拍”专栏。文章虽短小，七杯茶有韵。请诸位慢慢品—— ·喧嚣之余· 宋明炜[美国韦尔斯利学院讲席教授] 最沉静的所在从巴黎到伦敦，乘坐欧洲之星特快是很方便，但没想到了晚上，在圣潘克拉斯火车站竟然等不到出租车。或许出租车都去了紧邻的国王十字车站？过了半夜，终于来了一辆车。跟司机说酒店的名字，司机听到一个词，直接说Temple，好像什么也不用说了。很快，车在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安静地区停下，我们入住酒店，难以置信自己是在伦敦市中心——一点喧哗都没有。清晨醒来，吃过早饭，在酒店里散步。沿着酒店内的庭院，转过拐角，我惊呆了。果然，Temple就是The Temple——圣殿。我们住的地方不是普通的寺庙，而是圣殿，也就是圣殿骑士堂。早期去耶路撒冷的十字军骑士以圣殿骑士最为出名，他们退回英国后在此驻守，参与英国政治，当年诸侯逼迫国王在这里签署大宪章，圣殿骑士都在场。我们于是也就不去别的地方，在这个安静的寺庙里，看那些东征骑士的墓碑，骑士的石像。在墙上看到历年来此致敬的英国皇室成员照片，以及延续千年的圣殿守护人传承名单。这个看起来卑微不起眼的庙宇，竟然是伦敦的心脏，帝国的源头。如今Temple也是附近这个街区的名称，居住的却多是法律界人士。在此也曾居住过一位饱学之士，他就是大学者约翰逊博士，他的故居门口只有他的爱猫塑像。为英语编订大辞典的博士，和圣殿骑士、法学博士一起，守卫着这片帝国最沉静的所在。 ·拒绝流行· 曹林[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 可逆与不可逆相比以往舆论监督报道一边倒的舆论助攻，有关“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疑云”的报道受到不少来自舆论和专家的质疑，有的批评记者被爆料人主导，有的批评调查不专业，缺少证据闭环，个人英雄主义压过新闻专业主义。这些讨论很有价值，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人命关天，舆论监督报道往往事关重大，自然也须面对来自各方的监督和检视。我不是来和稀泥的，我的观点是，应该严肃对待纸尿裤问题，把最大的包容留给调查记者。舆论监督和调查报道作为当下特别稀缺的存在，调查记者作为特别需要勇气的职业，面临太多不对称的风险，需要一个社会最大的包容、最大的善意。记者的报道抛出的是一个带着种种疑云的问题，而不是一锤定音的判决。应该沿着线索去追问甲酰胺来自哪里，而不是带着“坐等反转”“坐看笑话”的看客与帮闲心态，急于摁着记者的头去反思。严肃对待纸尿裤问题，即使调查报道所指的方向可能有误判，相关纸尿裤没有问题，甲酰胺是乌龙，但后果是可逆的。而如果不严肃对待问题，焦点转移后问题被掩盖，甲酰胺给婴幼儿带来的伤害，是不可逆的。一个可逆，一个不可逆，在不可逆的问题上，必须严厉。在事实不清及种种疑云之下，基于风险的不对称性，应该选择包容舆论监督，以“有问题推定”看待甲酰胺疑云。 ·昙花的话· 尤今[新加坡作家] 守候鹿群阿萨德在童年的故事书里邂逅了《小鹿斑比》，自此深深迷恋上鹿的温柔、清灵与纤美。长大后，他爱上了摄影，心中始终怀着一个念头：他要把鹿的千姿百态，一一收诸镜头之中。有人建议他到动物园去拍摄，他却断然拒绝，说道：“笼中之鸟，张口便吃，习惯于被人照顾，早已失去了对飞翔的憧憬，我拍不出它们内心真正的欢愉。同样的，被圈养的鹿，也早已失去奔跃林野的本能，我无法捕捉它们对大自然的热爱。” 阿萨德与友伴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在一个午后兴致勃勃地前往孟加拉的野生动物园。令人失望的是，苦候三四个小时，鹿儿踪影全无。一位导游路过，见状问道：“你们为何在这片林木稀疏的地方守候鹿群？” 阿萨德指着地上凌乱的足迹，胸有成竹地说：“你看，这些足迹，不正说明鹿群常常出没于此吗？” 导游听后不禁笑了起来，说：“这些足迹，是鹿群昨夜留下的。夏季炎热，它们多在黄昏之后才出来活动。”顿了顿，他又补充道：“鹿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警觉性极高。它们双眼分居头部两侧，拥有几近三百六十度的视野，稍有风吹草动便能察觉。你们在这样开阔的地方守候，它们又怎会轻易现身呢？”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守株待兔，徒劳无功，只能怪自己不明情势。 ·梅川随笔· 陈子善[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酒旗风暖说绝句这是一本出版才两个月的新书，书名《酒旗风暖：新文化时代的旧体诗》，作者夏双刃。日前到手，漏夜翻读，不禁拍案叫好。凡有点文学史知识的，应都知道中国被誉为“诗国”，从《诗经》《楚辞》开始，唐诗宋词达到了顶峰。明清以降，旧体诗开始走下坡路，“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古典诗词更趋式微。但本书作者对这种看法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晚清一百多年来，即便已是“最后的诗国”，“比之历代，实则并无愧色”。而在诸多旧诗体中，“七言绝句因为篇幅精练，格调隽永，便于发挥，易于传诵”，因此，为了展示清末以来的中国仍是“诗国”的真面貌，作者就从七绝入手，“按一百首的规模来一个编选评赏”。这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也是极有意义的尝试。一般的选本，大多以作者生年或作品发表时间排序，作者反其道而行之，按“诗人的逝世时间排序，希望借此达成‘诗史合一’的效果”。这个别出心裁的创新确实也达到了绝好的效果。《酒旗风暖》自传诵甚广的谭嗣同《狱中题壁》始，至2016年才离世的李梦唐《咏史》止，一百位诗人的七绝佳作一一生动呈现。诗人中既有大政治家陈独秀、周恩来，也有著名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更有杰出作家，从黄遵宪、苏曼殊一直到鲁迅、郁达夫和张恨水，还有相对较少为人提及的女诗人，如冼玉清、陈小翠、沈祖棻，举不胜举。而作者旁征博引的精彩点评，又带出这些诗人更多的佳作，引人入胜。至于书名“酒旗风暖”，则取自陈独秀《灵隐寺前》：“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以证旧体诗的“薪火相传”。 ·夕花朝拾· 杨早[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可雅可俗欧阳修《六一诗话》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辞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搁笔。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诗其实是离不开一些固定的程式的，茶也一样。葛兆光在1990年的《读书》上发过一篇《茶禅闲话》，把历代的茶文化总结为两个字：清、闲。所以我很喜欢《茶美江南》第198页的说法：儒、释、道、俗皆钟情于茶，也造成了一种奇妙的现象：茶如道，道不同，不相为谋。各人喝各人的茶，也有各自喝茶的地方……茶在中国，各显神通，各有路径，各有舞台，各有欢喜，各有自由，你喝你的，我喝我的，他喝他的……可是在中国呢，喝茶状态充分彰显了多元——由喝茶而观，中国人是可以多元的，也是可以宽容和坦然的。茶之为道，在中国与日本迥乎不同，茶于中国人而言，往往是可雅可俗的。山中高士修道要饮茶，从陆羽到卢仝的诗文可证，但贩夫走卒、市井民众，也要喝茶，周作人所谓“左一碗右一碗”，像刚从沙漠里回来似的。这跟午觉一样，都为外国人所惊异，所不解。比起另一种饮料“酒”来，茶更能体现中国人“和而不同”的特质。 ·不知不觉· 钟红明[上海《收获》杂志执行主编] 回望“原本” 上海的工业文学书写，现代奠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茅盾的《子夜》、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等，近的有金宇澄《繁花》里对工人新村的精彩描摹，其中，杨树浦作为上海近代工业的摇篮，承载着上海几代产业工人的集体记忆。程小莹之前的长篇《女红》和最新长篇《原本》，都描摹出杨树浦纺织工业的烟火实景。上周六，跟程小莹老师在思南读书会做了一场他的最新长篇《原本》的现场活动。《原本》就像一部年代剧，青春成长、文学启蒙与情感萌动的三线交织，写出的是主人公18岁到28岁的十年青春生活。 “原本”这个词语，是整部小说的精神内核与题眼所在，它是对生活原本样貌的还原，描述了那些年上海产业工人最真实、最朴素的生存状态；它也是对人性原本初心的坚守叩问。如果说程小莹以往的工业小说如《女红》，写的是时代对人命运的改变，那么这部《原本》，作家的视角向内转，写的是“人如何在时代里守住内心”。当年程小莹曾经以专栏形式，写过非虚构的“手抄杨树浦”，多年后，这些当年写下的非虚构，成为还原时代背景和细节的出发点和记忆蓝本，《原本》因此在纪实与虚构间自由切换。 “原本”的结尾很诗意，回望那段枯燥却珍贵的工厂岁月，回望那些纯粹热烈的青春时光，回望平凡生活里的细碎美好与真诚坚守。生命最长不过百年，平凡庸常也并不卑微，因为每一段真实的生活，每一次真诚的坚守，都拥有被文学记录、被时光铭记和“看见”的价值。 ·随手拍· 湖边大啖图/文吕文捷春日午后，山西大同文瀛湖，波光粼粼。一花栗鼠在湖边大啖“下午茶”。春和景明，春风拂面，快乐满格。随手拍专用邮箱：ycwbwy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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