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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弟子葛剑雄整理的《谭其骧日记》,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 这批日记记录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谭其骧先生的学术心迹,时隔多年重新面世,备受学界关注。 谭其骧,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本书由葛剑雄遵先师遗愿整理,收录其1951—1972年日记精选内容,依时序与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土改日记——记录谭其骧在安徽下乡亲历土地改革之实况;京华日记——载其在京主持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期间的工作日常与学术思考;“文革”日记——留存特殊年代里的真实境遇;思想改造手记——呈现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自我省察。 书末附有日记手稿照片及年谱,以学人微观视角,留存了珍贵的学术与社会史料。 全书跨越二十余年风云变幻,完整记录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从立项、研讨、勘界、审稿到多方磋商的全过程,同时保留了谭其骧书案前潜心治学的点滴,以及与顾颉刚、吴晗、竺可桢、向达等百余位学者的往来交游与学术探讨。 朴实而细致的笔触,还原了20世纪知识分子的日常、交际与思索,传递了一代学人于困厄中不改其志的赤诚与坚守。 以下摘录葛剑雄为《谭其骧日记》所作前言—— 了解历史和研究历史都需要文献资料,当事人的日记是其中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日记都能用作史料,因为很多日记所记的并不是实际情况。 本来日记是记给自己看的,留作日后查考,起到备忘和自我修养的作用,青少年或兼做练习写作。一般说来,日记是个人隐私,秘不示人,轻易不会发表,至多只给最亲近的人看若干片断。这样的日记才会记得真实,才能不计功利,无所顾忌,才有史料价值。 但有些日记的功能已经改变了,特别是一些名人、要人的日记,本来就是为了日后发表才记的。或者正确地说,是为了发表才编造的。因为准备发表,作者一般都会尽其所能地记得详略得当,生动可读,有的还反复修改推敲,当作文学作品来创作。胡适的日记据说就是准备发表的。近代以来流行的几种日记多数也是作者为日后或身后发表才记的。前几年,某出版社就曾在年初向几位名人约稿,次年初就推出了他们上一年的日记,有的还颇有销路。 准备发表的日记未必就没有价值,也不是完全不能用作史料。因为日记中固然会涉及一些与个人利害有密切关系或者相当敏感的方面,但必定也有大量不妨实说的实话,或者非实录不足以流传的内容。如前人以日记形式记下的大量游记、行记,基本上都是为发表或传世而记的,但像《徐霞客游记》就有其重大的科学价值和文学地位,古代一些使臣的日记往往也包含着重要的史料。 不过,一些特殊的日记自当别论。如政界人物出于政治目的而编写的日记,假道学家自我标榜、自欺欺人的日记,就千万不能当真,否则就中了他们的圈套。坚持记日记,并且不记假话的人已是凤毛麟角,他们的日记能够保存到今天的当然弥足珍贵了。这样的日记不仅可以作为史料,而且本身就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先师季龙先生留下的日记就是如此。 1981年5月我第一次作为先师的助手陪同他外出开会,就发现他每天临睡前都要拿出日记本记日记,以后十一年间都是如此。偶然因病因事没有记下的,他会及时补全。1991年一个夏天的午夜,他是在记完日记后坐在椅子上失去知觉的。而就在他最后一次发病前的几个小时——1991年10月18日凌晨3点,他记了最后一次日记。十几年间,我随先师外出不下数十次,他对我几乎无话不谈,但没有让我看过他的日记,只是说:“我记的都是流水账,以后你可以看。” 先师归道山后,哲嗣德睿先生代表家属,将先师的日记和其他文稿资料交我作为撰写传记的参考。我发现先师的日记是非常宝贵的史料,本着他一贯倡导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精神,我认为这些日记不能只供我一人使用,而应该加以整理发表,使之充分发挥作用,得到了德睿先生的赞同。果然,先师的日记选在《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上分期连载后,就受到了学术界重视,也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但这份杂志的发行量有限,很多想看的人还看不到,或者根本不知道,所以我接受安迪兄的建议,将先师的部分日记汇编为书,交付出版,以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理解这段历史,研究这段历史。 文 | 记者 熊安娜 图 | 由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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