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太平洋的青春之约——“美国青年广州行”活动圆满收官

何凯：我和殷墟的“三生三世” | 博物天下·殷墟申遗大家谈

何凯的父亲、爷爷都是参与殷墟发掘的考古技师，他从小的玩具就是手铲、罗盘。如今，他也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考古技师。听他讲述家族与殷墟的“三生三世”。

何凯：为什么早年考古照片视角总是倾斜？ | 博物天下·殷墟申遗大家谈

为什么早年考古照片的视角总是倾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考古技师何凯讲述科技为考古带来的巨大变化。

一纸飞鸿四十年，自此岭南有门生：书画家谢稚柳与吴灏的岭南翰墨缘

“笔墨成孤往，路途任两歧。誓将头共白，此道素相期。”1979年春节，时龄69岁的书画家谢稚柳，携夫人陈佩秋南下广东度岁，与岭南弟子吴灏相聚于广州。席间兴至，他挥毫落纸，成诗一首，既见师徒情谊之深，亦足证艺道相期之远。 47年后，《谢稚柳致吴灏论学书简》正式付梓。此书为2013年版《谢稚柳书信集》的修订增补本，由吴灏之子吴泰、郑旻、戴新伟整理，收录谢稚柳1972年至1992年间致弟子吴灏的书札总计一百三十通。尺素之间，串联起这位艺坛大家与岭南绵延四十余载的翰墨因缘。 师徒南北结缘，岭南山色入画 谢稚柳，江苏常州人，近现代书画家、鉴定家，曾任国家文物局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吴灏，字子玉，广东南海人，自幼喜好书画艺术，先后从赵少昂、丁衍庸学画。 他在一次雅集中对谢稚柳的画“一见倾心”，十分喜爱他“潇洒飘逸”的妙笔。1954年，经书法家李天马引荐，吴灏将一幅石涛《兰石》斗方与一包海味特产寄至上海，以此遥拜谢稚柳为师，成为谢稚柳在岭南的入室弟子。 师徒二人一北一南、相距遥远，便以书信形式进行“函授”。吴灏常年通过书信向谢稚柳请教书画、品鉴文物，兼及诗词唱和。 纸上往还终不及当面请益——机会很快便来了。 1957 年，谢稚柳、陈佩秋夫妇受徐伯郊邀约南下广东，先后游历罗浮山、丹霞山，抵达广州后又顺道游览肇庆鼎湖山。此番岭南之行，也让谢稚柳与弟子吴灏迎来第一次会面。彼时李天马、冼玉清、商承祚等岭南名家齐聚一堂，谢稚柳现场绘水墨《粤山景色》，赠与弟子吴灏留作纪念。 岭南雄奇的山川风物令谢稚柳印象深刻，返回上海后，他创作《鼎湖胜景》成扇，并于题跋中记述所见：“鼎湖去广州约百里，山不甚高而草木繁密。其绝顶为庆云寺，其右为飞水潭。为鼎湖绝佳处。” 1963 年，谢稚柳作为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成员再赴广东、开展文物鉴定工作。当时吴灏任职于广东省博物馆，两人交往密切且融洽。鉴定工作结束后，他与李可染、容庚、张珩等名家同游丹霞山写生。归沪后，谢稚柳据此行见闻绘成十二开山水册《丹霞游屐》，这套作品如今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 十年复通音，飞鸿寄情深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师徒二人的书信往来一度中断。直至 1971 年，谢稚柳与吴灏方才重新互通音讯，恢复诗词酬答、论画交流。《谢稚柳致吴灏论学书简》中所收录的手札，便记录下自此往后长达二十年师徒间的笔墨对话。 谢稚柳之子谢定伟回忆，当年父亲总伏案给吴灏写信，常常一封回信还未寄出，新的想法涌上心头，便提笔再写一封附信寄去，一周之内数次鸿雁往返，已是二人日常。吴灏之子吴泰也记得，师徒二人但凡新成诗作、绘就书画，都会第一时间互寄分享、彼此唱和，诗词、丹青、古画鉴藏无话不谈。 1974-1975 年间，吴灏让家中三个孩子分别临摹《冯承素摹兰亭序》、张旭《古诗四帖》、米芾《珊瑚帖》，把少年们的习字习作一并寄往上海，请师长指点。谢稚柳见到后辈用功的笔墨满心欢喜，在信中赞许道：“诸郎善书，乃出家学。俟美美摹来，将汇为一卷，为吾弟一门法书，真是美谈。” 吴泰向记者分享，父亲吴灏每次收到老师的来信，总会亲手染制笺纸，用倪云林体工楷郑重提笔回信。 “父亲对老师的信件视若珍宝”，尤其是论艺谈学的手札，吴灏多年来一直细心收好、妥善珍藏。据吴泰回忆，当年父亲写给谢稚柳的回信多达四百余通，可惜如今已散佚。为留存这份珍贵的师生交游录，谢稚柳、吴灏后人谢定伟、吴泰，以及与二老均有往还的许礼平、戴新伟陆续征集史料、发掘未收录信扎，历时两年多完成系统梳理、史实考辨、编年校勘与注释增补。 面对信札编年时的困难，吴泰无不遗憾道：“父亲与老师信函来往密切的时候，在我9岁至20岁之间。那时兴集邮，我就把信封上的邮票都剪下来了。这一操作太傻了，这么一剪，连邮戳也剪掉了，信封里的信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写的。现在这批信札也很难推测其年份，只能给个大概。”为完整留住师生二人的笔墨心意，他整理释文时尽可能遵循 “不妄删一字”，最大程度还原信札原本模样。 手泽墨未干，重逢纸上旧时人 伴着《谢稚柳致吴灏论学书简》一书正式面世，配套的 “学人系列展” 同步在广东财经大学正空间展厅展出。走入展厅，满目皆是谢稚柳写给吴灏的亲笔信札。这些信札大多写在裁剩的宣纸边角、废弃画稿背面，纸页形制杂乱朴素，字迹却随性舒展，所言皆字字恳切。 信里的内容丰盈动人：时而闲话日常，互道起居亲友近况；时而围古画深谈，如畅谈《溪岸图》鉴赏、考据徐熙落墨法，辨析张大千敦煌之行后的画路与泼彩理念，研讨张旭《古诗四帖》、柳公权《蒙召帖》、唐摹《上虞帖》等传世名迹，遍及笔墨技法、书画鉴定、诗词论辩、衰年变法等。 吴泰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批往来信札，清晰反映了谢稚柳晚年衰年变法的完整心路：书法取法张旭，行书渐转为雄浑大草，追求唐人的浑厚豪迈；绘画修习徐熙落墨之法，舍弃精工细写，转向粗豪笔墨。信中也处处可见他对吴灏的悉心提点，劝诫他技法上宜沉缓忌求快。”谢稚柳1972年后书画创作、笔墨鉴藏的理念转变，尽数藏在纸卷尺牍之中。 1979 年起，谢稚柳每年秋冬常南下岭南避寒，趁闲写生访友，在粤地留下大量笔墨与行迹。旅居羊城时，他曾赋诗抒怀：“壮心七十未云老，自笑还来避岁寒。小住为佳花竹国，客斋暂傍榭东山”，悠然道出栖居岭南的闲适心境。岭南山水与门生知己，时时抚慰了谢稚柳晚年的萧然心绪。 正如郑重回忆：“四十年前，见壮暮翁于四壁萧然中，读子玉信札，风情欣然，至今仍历历在目。”这份欣然，也成为他岁岁南来的牵挂。 文 | 记者 熊安娜 通讯员 孟肖 图 | 由受访者及出版社提供

花地 | 晏建怀：钱钟书的“六不选”

文/晏建怀 钱钟书编注的《宋诗选注》，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对它公开品评一番，或褒或贬，或喜或恶。此书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以来，从黄肃秋撰文批评，到夏承焘声援，到八十年代后连燕堂、王水照的学术争鸣，再到今日网上褒贬，争议似乎一直没有断过。 之所以争议不断，与钱氏选诗的标准，或者说这种标准下确定的篇目有关。钱钟书选诗，不随大流，不囿于公论，选有选的理由，不选有不选的缘故，选与不选，有清晰的界定。 他在《宋诗选注·序》中明确“六不选”：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不选；大模大样地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不选；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不选。这六条标准落实到书中，如同制造一个盆景，枯枝烂叶摒弃之外，连哪怕色泽鲜艳、姿态婀娜的鲜花也一并剪掉了，留下的只有选者标准下的“一枝独秀”。这样一来，很多表现宋诗鲜明特色，以及一些人们口口相传的好诗或经典，都因“六不选”而排除了。 押韵的文件不选：指说理文的诗化、有诗无魂的作品不选。最明显的是，朱熹的诗一首未选，即使让他在诗坛暴得大名的《春日》《观书有感》也未能入列。钱钟书认为朱熹是道学家中间的诗人，刘子翚是诗人里的道学家，孰先孰后，价值立现。所以，他选了刘子翚的诗，而未选朱熹的。 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不选：对玩弄典故、化用成语、重形式、无真情的诗歌全都退避三舍，像黄庭坚那么有名、代表江西诗派顶级水准的《六月十七日昼寝》《寄黄几复》诸诗，均未选入。黄庭坚的“点铁成金”“无一字无来处”，王安石的“用事不编事”等妙法诗技，均被钱钟书比喻成“把古典来‘挪用’”“把借债来代替生产”，在书里戏谑了一番。黄庭坚的诗，钱氏书中仅选三首，不但少于他的老师苏轼的十八首，甚至少于他的学生陈师道的五首。要知道，就作品的繁富和在诗坛的影响而言，陈师道无论如何与黄庭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大模大样地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指徒有形式、毫无创新、一味模仿前人的作品，如杨亿、刘筠、钱惟演诸君，尽管他们在宋初诗坛的声名如日中天，钱氏却弃如敝屣。 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宋诗选注》受到的最大批评，便是未选文天祥的《正气歌》和《过零丁洋》，未选的原因应该在于此。钱氏致此书责任编辑弥松颐的信中曾直言《正气歌》开篇袭用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结构模仿石介《击蛇笏铭》，中间排比逻辑有瑕疵，还说文天祥诗之佳者，不在《正气歌》《过零丁洋》，而在《南安军》《金陵驿》《除夜》等。所以，他弃《正气歌》而选《南安军》。 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所谓“全篇不匀称”，当指意脉、节奏、风格的不匀称，这样的诗，即使有名句也不选，像林逋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山园小梅》，林升脍炙人口的《题临安邸》等，均未入选。 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不选：像传诵一时的馆阁应酬诗，包拯《书端州郡斋壁》、张咏《劝学示弟诜》、胡铨《家训》等名臣“格言教化体诗”，都被钱钟书割舍在书外。他说：“这类作品就仿佛走了电的电池，读者的心灵电线也似的跟它们接触，却不能使它们发出旧日的光焰来。” 钱钟书的“六不选”，并非“六不选”之外的都选，他“不选”之外的“选”，有着更为严格的标准，用“六不选”反推“选”的标准应该是：有真情的诗，有原创性的诗，有气韵的诗，有艺术价值和艺术生命的诗。这种选择下，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便也被“割爱”了，争议不断，也在情理之中。虽然有争议，但后来金性尧编《宋诗三百首》、葛兆光编《唐诗选注》，无不受其影响。书中序言、诗人评价、诗歌注释，也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也可见此书的影响力之大。

花地·大家写广州 | 巫晓玲：千年“花塔”两名人

文/巫晓玲 一到六月，广州的公园里，便处处可见荷花盛开的亭亭身姿。从中山六路转进来，沿着六榕路往里走，渐行渐静，街道两旁的老榕，繁茂蔽日，枝叶层层叠叠，滤去了夏天的喧嚣。 六榕寺山门窄小，门楣上红色匾额上书“六榕”二字，古朴端庄，落款是“眉山轼题并书”。六榕寺，始建于南朝，原名宝庄严寺，北宋时重建，更名净慧寺，公元1100年苏东坡奉诏北归，途经广州，见此寺内有六株古榕树，浓荫匝地，生机盎然，遂题写“六榕”二字。 进了山门，穿过天王殿，眼前豁然开朗。庭院正中，一座砖木塔巍然矗立。从下往上望去，塔身是八角形的，色彩绚丽，“红绿白黄，互相辉映”，每一层的檐角都微微翘起，像花瓣层层舒展，难怪人们把这舍利塔叫作“花塔”。 1991年暑假，我和母亲从老家到广州探望哥哥。一位陈姓兄长带我们游览了六榕寺。那个时候，游客是可以登塔的，花塔外观九层，实内设暗层八层，共十七层，是现存宋塔中最高的一座古塔，据说站在塔顶，可以俯瞰旧广州城：连片的青灰瓦骑楼、纵横的麻石街巷、光孝寺、石室教堂等等，天气晴好还能远眺珠江。 六榕寺的荷花是养在水缸里的。花塔前的庭院里，青花瓷缸整齐摆放，宽大的荷叶间，几枝清荷或盛放或含苞，疏朗有致。让人见之心喜，闻之静心。或许是因长在寺院里，那莲花形若佛祖宝座，似有禅意。 近午，大雨忽至，我急忙跑到花塔旁边的连廊躲雨。站在廊下，才发现墙上有碑文，仔细一看，这篇3000多字的《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竟然是王勃写的。原来，山门那副对联：“一塔有碑留博士，六榕无树记东坡”里的“博士”就是王勃。公元675年，王勃从山西老家南下交趾探望父亲，途经广州。当时这座寺庙还叫宝庄严寺，舍利塔刚刚修葺一新，寺僧仰慕他的文名，请他写一篇碑记。王勃欣然应允，洋洋洒洒，一挥而就，写下了这篇中国文学史上篇幅最长的宝塔铭文。可谁能想到，写下此文不久，王勃在渡海时溺水，惊悸而死，年仅二十七岁。 雨势渐收，蝉鸣四起，塔檐的铃铛被风吹动，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是时间在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