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晚·花地·文化
上周日羊城晚报人文周刊发表对中国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王璜生专访,谈及当下国画创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引发画界反响。 在新当代艺术环境下,如何界定国画的定义?国画创作向何处去?本版特约三位画家、艺术评论家撰稿,谈各自的体验思考—— 呼唤个人情怀的真实抒发 文/杨小彦[中山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画家] 老美协主席、著名油画家靳尚谊曾经批评说,现在的国画,大写意几乎绝迹。此语或可做不同解释,但内在意思是明确的,那就是:众人跟风,个性退位。在此潮流下,画家意识到,要想出人头地,只能紧随其风,而难得有个人情怀直接与真实的抒发。 当然,也存在与之抗衡的另一种追求,或可称之为“笔墨领先”,即一切以笔墨为中心,舍笔墨而无传统。我的一位专研传统艺术的朋友曾私下抱怨并指责时下的流行风气,以为过于入世,俗不可耐。他宣称,书法不过“兰亭序”,山水只从倪云林。我听之,脱口而出,此种看法,岂不等于“传统原教旨主义”?!朋友惊问何意,我回答说,你意无非是存在着一个未受玷污的传统,比如王羲之的书法和倪瓒的山水;所谓回归传统,就是要回到他们那里去,因为他们才是传统的典范。追根究底,何谓“笔墨原教旨”,也是难有确切定义。 但从乐观的角度看,当代国画艺术显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获得了光鲜惊艳的成就。其标志是,主流国画展览琳琅满目,作品不仅尺幅巨大,而且主题宏大,技巧精致,描绘细腻,人物栩栩如生,山水上天入地,花鸟逼真生动,色泽灿然亮丽。近些年还盛行一种多人创作模式,参与者都是专业画家,比如,把江河从源头画到出海口,这种创作颇能吸引公众目光,具现场效果。 近百年发生在中国传统绘画书法领域的各种争论,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种:现代化而为“展览体”,炫目,光鲜;传统则“原教旨”,从笔墨到笔墨,而且是返古的笔墨。黄宾虹的艺术之所以受到特别的推崇,坚持“原教旨”就是其基本点。 之所以如此,原因当然是变革本身,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艺术的功能因此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传统社会,书画作为文人间交往的一种载体,如同书籍般具有非同寻常的文化意义。在文人们看来,作画不叫“画”,叫“写”,绘图如写作般神圣;观画不叫“看”,叫“读”,展卷如读书般雅致。今天的画家则热衷于举办个人展览,其名声的获取也基本上取决于能否参加大型主流展览,以及能否在此类展览上获得各项大奖。当下的艺术,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一种公共义务,艺术于是成为参与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展览体”的出现,正是艺术适应这一现实情境的必然。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要重申传统的艺术价值,借此复兴曾经的审美趣味,“展览体”似乎与此需求未必契合。但是,一味地坚守所谓的“笔墨原教旨”,自我限制,陷入固守成规、脱离现实的狭獈之路,也不会带来艺术的重新繁荣,更遑论发展。如何既坚守个性的创新原则,又能满足社会的公共推广,值得探索和思考。 突破表层归类,生成当代艺术逻辑 文/陈天[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画家] 梳理现当代美术史,有两桩标志性事件廓清了中国画长期存在的概念误区,为重新界定画种边界、建构当代艺术叙事,提供了重要的逻辑参照。 第一桩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徐悲鸿画集定名争议。当时出版社拟将作品集命名为《徐悲鸿中国画集》,遭到彦涵等一众践行徐悲鸿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艺术家的明确反对。徐悲鸿深受西方美术分类逻辑影响,主张以材料、媒介作为画种划分的中立标准,不赞同用地域、文化标签束缚绘画门类。因此,他终生回避“国画”“中国画”这类带有中西对立意味的称谓,坚持采用彩墨画、水墨画的媒介化定名,意在打破传统保守的程式桎梏,为水性绘画争取开放、包容、可融合发展的现代空间。 第二桩是当代新水墨领域的一次重要学术对话。刘庆和、田黎明、李津、武艺四位新水墨艺术家邀请陈丹青观展交流,在场的讨论大多停留在水墨材质、笔墨技法、形式语言的表层评判,唯独陈丹青跳开材料表象,直抵作品的精神内核,一语中的:这批创作本质上就是表现主义。这一判断极具启发性,揭示了艺术最本质的规律:精神叙事、情绪表达、观念内核,这是跨媒介、跨材料的。材质只是表达的载体,永远不能决定作品的艺术属性与精神归属。 将两桩事件叠合对照,足以看清现当代中国画的深层认知偏差。徐悲鸿的彩墨画观念,摆脱了以文化身份定义画种的狭隘思维,将画种归类回归客观媒介;陈丹青的判断,则进一步破除了“材料决定艺术体系”的行业惯性。两者共同印证:无论是传统的文化式画种定义,还是徐悲鸿的媒介式画种定义,都只是表层归类。真正决定一个艺术体系高度与内核的,是一套自主的观看方式、思维方式与叙事逻辑。 反观当下中国画领域,瓶颈从来不在创作者的能力。对业内创作者来说,真正的困境是认知瓶颈,是始终未能建立起成熟、自主、完整的当代叙事架构。长期缺失自身的叙事话语权,创作要么沿袭古人固有情志范式,要么依附西方现成观念体系,难以生成真正属于当代、发自个体的独立艺术逻辑。 在此前提下,艺术家与理论家有着截然不同的时代使命。艺术家的天职是开拓、实验、突破边界,以持续的创作增量拓展艺术的可能性;理论家的使命则是梳理、建构、确立体系,守住本土艺术叙事主权,搭建完整自洽的中国当代艺术理论架构,补齐行业长期空缺的话语体系。 创造力就是硬道理。对我而言,广泛涉猎各类艺术形态与思想观念,更像是一种自我精神的扩容与消费。我不急于定型风格、不急于固化理论、不急于给自己的创作下定义、贴标签,而是选择从无尽的观念争辩中抽身,回归创作本体,以长期、持续的笔墨实践完成自我的艺术修行。 勿将跑调当创新 文/黄健生[画家] 对于国画而言,有没有一个判断优劣的“标准”?——早在南齐谢赫《古画品录》里就立有“六法精论,万古不移”的“标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就是国画的定义标尺,也是观照当下画坛、探寻国画前路的总纲领。所以,国画绝非毛笔、宣纸、墨水三样材质的简单叠加,其内核是扎根中华文脉的完整审美体系。 六法环环相扣、不可割裂,缺其一便失国画本味。对照六法,或许可以观照国画创作现状。 有些创作者死守古画模板,日日临摹宋元山水,构图、皴法千篇一律,只复刻笔墨外壳,全无自身气韵。石涛批评“徒仿古人面目”的弊病在今天仍不少见:有的画家一辈子只画仿古山水,笔下不见当代山河人间烟火,更遑论“笔墨当随时代”。在古画里打转最终导致画面空洞匠气,失却气韵生动。也有画家一味迷信笔墨,无视诗书画印综合修养,书法潦草、不通诗文,骨法用笔全无支撑。 也有人以背离六法为“突破”,把跑调当创新。部分创作者盲目嫁接西方抽象及当代装置,美其名曰“综合材料”,更别提骨法用笔的线条逻辑。用大面积色块、机器AI填充画面,无传统笔墨根基;为追求视觉冲击肆意堆砌浓艳色彩,违背随类赋彩的雅致准则;构图杂乱无章,不懂经营位置的虚实章法……这类作品看似新奇,实则抽走了国画灵魂,徒留水墨外壳。 国画的前路,不在复古倒退,也不在彻底西化,而要践行李可染“最大功力打进去,最大勇气打出来”,以六法为根本,走“质沿古意,文变今情”的路子,必须坚守住六法本源,借古开今才是正道,具体如下: 第一,以传移模写筑牢根基,守住六法底线。文徵明说“学不师古,如夜行无火”,临摹古贤不是照搬样式,而是吃透骨法、赋彩、构图的内在逻辑,把传统笔墨、书法功底作为必修课,守住国画辨识度,杜绝无根无据的“把跑调当创新”。 第二,以应物象形扎根现实,为气韵注入时代血肉。石涛提出“搜尽奇峰打草稿”,新时代国画要走出画室,写生当代山河、产业风貌、百姓生活。高楼、巨轮、乡野新貌皆可入画,打破国画只能画古人山水的刻板印象。 第三,适度兼容多元表达,但绝不脱离六法内核。可借鉴现代色彩、光影思路优化随类赋彩,用新式构图拓展经营位置,但不能抛弃线条骨法、意境气韵。融合是锦上添花,不是削骨换皮,凡是背离六法核心的改造,都不属于国画创新。 第四,重塑综合文人修养,重拾诗书画印一体。补齐诗词、篆刻、文史短板,让气韵有精神依托,解决当下作品有技无魂的通病。同时铺开公益美育,开展文艺志愿,让六法审美走进校园、乡村,培育大众国画认知土壤。 古贤有言“苟日新,日日新”,国画千年生生不息,从来是守本源而后求新变。六法是不可动摇的根基,创新是顺势而为的生长,分清本源与皮毛,让中华水墨文脉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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