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节目

新一轮登月竞赛：中国“龟”有望超越美国“兔”

美国为新一轮登月计划所做准备的“阿尔忒弥斯2号”任务，当地时间4月1日傍晚在佛罗里达肯尼迪航天中心成功点火升空。时隔五十多年之后，四名宇航员乘坐的飞船将像当年的“阿波罗8号”一样，围绕地球的卫星——月球进行大约十天的轨道飞行，但不会着陆。 尽管在升空前，美国的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了诸多困难，包括技术延误、预算压力以及测试进度的多次调整，但美国的竞争对手中国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而是按部就班推进自己的登月计划。就目前的准备情况来看，中国在2029年实现首位宇航员登月的目标，似乎比美国在2028年重返月球的目标更为现实。这是美国飞船升空前，法国费加罗报刊登文章的观点。在今天的节目中，就为您介绍这篇题为《新一轮登月竞赛：中国“龟”有望超越美国“兔”》的分析文章。 文章开篇写道，无需舍近求远，龟兔赛跑的寓言或许最能形象地诠释中美之间这场新的登月竞赛。中国扮演寓言中“乌龟”的角色，虽然起步较晚，但始终按部就班。自2000年初以来，中国一直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朝着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的目标稳步前进。中国政府显然将2029年10月1日这一时间节点铭记在心，因为这一天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如今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很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并在这场竞争中领先于那只在2017年悄然重启登月计划、试图甩开新对手的美国“兔子”。 文章指出，中美之间的这场竞争始于千禧年前后。自1999年起，在中国载人航天计划框架下，科学家和官员就多次谈及登月这一远景目标。2005年，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就曾通过新华社表示，新计划将在“2017年左右”启动，并详细阐述了实施路径：首先发射轨道探测器进行探测，然后在2012年至2017年间开展无人登月，最后着手准备更长远的载人登月任务。这一思路后来也被写入《2011年中国航天活动白皮书》这份官方文件中。在此之前，两次嫦娥任务的探测器分别于2007年和2010年成功发射并实现绕月飞行，为后续任务奠定了基础。 随着嫦娥三号任务的实施，中国在2013年底首次尝试便成功实现月球软着陆。这也是自1976年苏联“月球24号”之后，人类再次将航天器送上月球表面，标志着中国在深空探测领域迈入新阶段。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当选总统上台后，很可能受到中国探月雄心的刺激，重新定义了美国载人航天的目标。当时，美国原本计划先登陆小行星，再前往火星，而不再以月球作为中转站。但特朗普在2017年确立了新方向：重返月球，并在那里建立长期基地，将其作为未来登陆火星的前提条件。这一战略转向，也被认为是美国重新回到“月球优先”路径的重要标志。 与此同时，中国的登月计划仍在稳步推进。2019年初，嫦娥四号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在月球背面的着陆。同年4月，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通过新华社表示，中国计划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科研考察站，并在十年内实现载人登月。对此，美国迅速作出反应，次月就宣布启动阿波罗计划的延续项目——阿尔忒弥斯计划，并提出在2024年将包括首位女性宇航员在内的美国宇航员们再次送上月球。这一时间点原本设定在特朗普所希望的连任结束之前，但他未能在2020年大选中如愿连任。有研究中国航天活动的学者指出，这一时间线有助于理解这场新一轮太空竞赛的起点：最初采取竞争姿态的，其实是美国一方，而中国更多是在既定轨道上持续推进。 且中国方面很清楚，美国早在1969年就已完成“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的登月壮举，因此中国不可能在“首次登月”这一意义上成为第一。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驻华代表马蒂厄·格里亚卢指出，中国更像是在与时间赛跑，遵循一套政治时间表——即在2029年10月1日之前，将宇航员送上月球。他表示，中国官方媒体很少谈及“太空竞赛”，而是更侧重报道自身计划的进展，按照自身逻辑和节奏推进。例如，中国在1992年启动载人航天计划时，就设定了30年内建成空间站的目标，并在2022年完成了“天宫”空间站的建设，这种“按期兑现”的能力，也成为外界评估其登月计划可行性的重要依据。 文章认为，关注航天领域的中国人无疑密切关注着美国的情况。而中国政府本身对这种竞争一事也并非完全无动于衷。法国专家强调：“这很符合民族主义的辩证法，中国人被这种与美国竞逐的论调所感染。他们对自己的胜算充满信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人日益增长的疑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新任局长贾里德·艾萨克曼最近就解释说，胜负可能仅在数月内见分晓，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人面临诸多困难，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正按自己的节奏，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 文章还指出，中国近年来在技术路径上采取了一些不同于美国的策略。例如，中国计划通过两次发射完成登月任务：先将登月舱送入月球轨道，再发射载人飞船，在绕月过程中完成对接，然后实施登月。这一方式不同于当年阿波罗计划使用土星五号火箭一次性发射的模式，被认为在现有运载能力条件下更具可操作性。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推进新一代“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的研发。今年2月初，该火箭一级的试验验证已经完成。据介绍，其在分离后可重新点火减速，并降落在海上回收平台附近。此外，还测试了一种利用绳索结构捕获火箭的回收方式，从而无需安装传统的着陆腿，有助于降低火箭重量并提升运载效率。这类技术尝试，也显示出中国在重型火箭重复使用方面的探索正在加速。 此次试验还包括对“梦舟”号载人舱在最大动压条件下逃逸系统的验证，以及在公海回收载人舱的能力测试。目前，这些关键技术环节均已取得进展。3月中旬，《中国航天科技》杂志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这次试验的论文，披露了载人舱和登月舱的部分技术细节。 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未来几年中国的登月计划大致如下：2027年前后进行登月舱测试，2028年实施载人绕月飞行，2029年完成首次载人登月。任务模式与阿波罗类似：两名宇航员登陆月球，一人留在轨道舱。这一安排在降低风险的同时，也有助于逐步积累深空载人任务经验。 中国还计划在今年和2028年分别执行两次嫦娥任务，重点探测月球南极阴影区域可能存在的水冰资源。相关研究认为，这些资源不仅可用于支持未来的长期驻留任务，还可能成为深空探索的重要补给来源，因此具有战略意义。 不过，这一计划仍存在不确定性。例如，机器人探测项目与载人航天项目分属不同体系，“机器人探测计划由中国国家航天局负责，但载人项目则依赖于另一个机构——隶属军方的中国军事航天部队，但这两个机构之间沟通并不多”，所以协调机制仍有待观察。而将参与这些任务的宇航员人选目前也还不清楚。估计“都将是经验丰富的宇航员，很可能来自2010年招募的第二批宇航员，这批宇航员的独特之处是有两名女性。且确实倾向于组建一支男女混合的宇航员队伍。”就像美国人那样。 此外，国际合作也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影响。此前提出的国际月球科研站项目，在俄罗斯卷入乌克兰战争后，欧洲参与的可能性明显下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项目推进的复杂性。 尽管如此，探月计划在中国国内仍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和支持度，被视为国家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之一。 文章最后指出，这一轮登月竞赛，更像是一场长期的较量，而不是短期冲刺。比拼的不仅是技术能力，还有战略节奏与持续推进的能力。在这一意义上，谁能保持稳定推进，或许将比谁跑得更快更加关键。

强硬派的象征、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精神领袖 阿里·哈梅内伊 2月28日，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一次空袭中身亡，享年86岁。自1989年接替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成为伊朗最高领袖以来，哈梅内伊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伊朗权力体系的核心人物。他不仅决定着伊朗国内政治的走向，也深刻影响着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在支持者眼中，他是捍卫伊斯兰共和国、抵抗西方压力的象征；而在批评者看来，他则是一位不断强化安全统治、压制政治自由的强硬领导人。他的去世，也意味着伊朗政治历史上一个漫长时代的结束。 伊朗权力结构的核心 在伊朗复杂的政治体系中，最高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一职位不仅具有宗教权威，同时也拥有广泛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最高领袖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任命司法系统负责人，控制国家广播电视机构，并通过各种机构对政府和议会拥有最终裁决权。 自1989年以来，哈梅内伊始终稳坐这一权力顶端。在德黑兰最隐秘的决策核心中，几乎所有重大政治、军事和外交决定，都必须经过他的批准。虽然他有时允许有限的发展社会或政治空间，但只要认为伊斯兰共和国的根基受到威胁，他便会迅速收紧政策，甚至推动激进而彻底的政治调整。 一位流亡法国的伊朗前议员曾这样形容哈梅内伊说：“在执政期间，哈梅内伊把头上的宗教头巾换成了军帽。”这句话反映了许多观察人士的判断：随着时间推移，这位宗教领袖也越来越依赖安全机构和军队来维持政权稳定，尤其是伊朗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革命卫队。 打造地区强国的战略 自掌权以来，哈梅内伊始终试图把伊朗塑造成能够与美国和以色列抗衡的地区强国。他的战略主要围绕两个核心目标展开：首先，是让伊朗具备核门槛国家的能力，从而在国际政治中拥有更大的战略威慑力。其次，是通过建立所谓的“抵抗轴心”，扩大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这一由德黑兰支持的地区网络，包括黎巴嫩的 真主党、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组织、也门的 胡塞武装，以及巴勒斯坦的 哈马斯 等力量。 多年来，这一联盟成为伊朗在中东地区投射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也使伊朗能够在多个冲突地区间接发挥作用。然而，在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 之后，中东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以色列随后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试图削弱甚至摧毁这一由伊朗支持的地区联盟。 几年之间，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明显受挫。黎巴嫩真主党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2024年12月，叙利亚总统 巴沙尔·阿萨德 被推翻；与此同时，伊朗在伊拉克和黎巴嫩的政治影响力也逐渐下降。在执政最后阶段，伊朗甚至两次成为美国和以色列直接军事打击的目标——一次是在2025年6月，另一次就是导致哈梅内伊身亡的2026年2月28日空袭。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次军事行动发生的同时，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通过阿曼进行的关键核谈判仍在继续。这种局面自 两伊战争 结束以来几乎从未出现过。 从温和形象到强硬统治 其实哈梅内伊并非一开始就被视为强硬派人物。至少在1981年至1989年担任共和国总统期间，他一直生活在伊斯兰共和国之父、首任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的阴影下。当时，一些观察人士把他看作是伊朗政权内部较为务实、相对温和的政治人物。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在当时的政治强人拉夫桑贾尼 的支持下，哈梅内伊被推举为最高领袖。在最初几年，两人形成政治联盟，试图在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之后，重建伊朗经济，并恢复国家稳定。当时的伊朗社会一度出现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氛围。然而，这种开放并没有持续太久。 1990年代初，保守派在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哈梅内伊随后收紧政治和文化政策，并警告伊朗必须抵御来自西方的“文化侵略”。 改革与压制之间的反复 1997年，改革派政治家哈塔米当选总统。这一结果反映出伊朗社会对政治改革和更多社会自由的强烈期待。在那几年里，媒体和文化领域一度出现相对开放的局面，大量新创办报纸和杂志纷纷涌现，社会讨论也变得更加活跃。但当这些自由被认为威胁到政权稳定时，就被迅速压制。数十家媒体被关闭，许多政治活动人士被逮捕。1999年，一场由学生发起的抗议运动首次公开质疑最高领袖的权威。 十年后，2009年的总统选举再次引发巨大政治危机。当时，哈梅内伊公开支持强硬派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连任，而反对派则指控选举舞弊。随后爆发的大规模抗议被称为“绿色运动”。数百万伊朗人走上街头，对最高领袖发出前所未有的批评。这场政治危机也导致哈梅内伊与昔日盟友拉夫桑贾尼彻底决裂。 不断爆发的社会抗议 进入21世纪后，伊朗社会的不满情绪不断累积。2019年，由汽油价格上涨引发的全国性抗议迅速蔓延。示威者高喊：“无能的领袖，下台！” 政府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切断互联网，并展开严厉镇压。 三年之后，另一场震动全国的抗议再次爆发。2022年，年轻库尔德女子 玛莎·阿米尼 在被道德警察拘捕后死亡。这一事件引发了名为“妇女、生命、自由”的全国性抗议运动。这场由女性发起的抗议，很快发展为挑战整个政治体制的社会运动。尽管政府实施大规模逮捕并使用武力镇压，但这场运动仍在伊朗社会留下深远影响，也象征着年轻一代对自由和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充满争议的政治遗产 哈梅内伊1939年出生于伊朗东北部的宗教城市 马什哈德。他的家庭生活清贫，但宗教氛围浓厚。年轻时，他在什叶派宗教中心 库姆 学习神学，并逐渐参与反对伊朗国王巴列维政权的政治活动。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多次因参与革命活动而先后被捕入狱七次。1979年的 伊朗伊斯兰革命 改变了他的命运。革命胜利后，他逐渐进入国家权力核心，并在1981年至1989年两度担任伊朗总统。然而，当他在1989年被选为最高领袖时，他的宗教地位仍然受到部分什叶派宗教学者的质疑，因为他尚未达到传统上要求的“大阿亚图拉”级别。 尽管如此，他仍成功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并在之后三十多年里主导伊朗政治。 一个时代的落幕 在长达三十多年的统治中，哈梅内伊始终坚持强烈的反西方立场，并把维护伊斯兰共和国体制视为首要任务。在对外政策中他既务实又强硬，在必要的时候，他还是懂得如何与美国这个“大撒旦”打交道。支持者认为，他在巨大外部压力之下维持了国家稳定，并使伊朗在中东保持重要影响力。批评者则认为，他的统治加剧了国家的国际孤立，并通过镇压政治自由使伊朗社会陷入长期的政治僵局。无论评价如何，阿里·哈梅内伊 都是伊朗当代历史上最重要、也是最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

张又侠落马 对军方最彻底的清洗因 “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周六证实了在网上疯传了多天的消息，中国最高级别的将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与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同时被调查。张又侠落马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军委在任将军中第二位被免职的。路透社认为是迄今为止中国最高级别的军事领导层清洗，而目前北京正在对其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并试图进一步展现其实力。自11月20日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国防部长会谈后，张又侠就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在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鉴于张与习近平的密切关系，以及该委员会的工作对于指挥、解放军正在进行的军事现代化和态势的重要性，外国外交官和安全分析人士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虽然中国官方通告中没有列出张又侠和刘振立任何具体罪状，但在同一天《解放军报》上刊出的社论中提到；张又侠、刘振立身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却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意味着什么？是他们“罪状”核心吗？ 本次节目请现居美国的时事评论员郑旭光谈谈他的看法。 郑旭光：这次张刘令人落马应该还是看后果，因为上一次（2025年10月17日）公布的苗华等九个上将被开除党籍被拿下，是让习近平的嫡系，即“福建帮”31军这波人——因为中间有五个上将（何卫东、苗华、林向阳、秦树桐、王秀斌）都出身于31集团军——那就等于“习家军”受到了重创。那个时候实际上就让习近平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张又侠有点像林彪的权势了，没有制衡力量。习近平当然处在非常危险的境界，而且当时一些迹象也说明中间虽然是派系斗争，但张又侠这一派占了上风，这就让习近平在军中失去平衡力量了。   >   政治局里没有职业军人了  现在张又侠和刘振立又被打下去，就会带来两个显现的后果。一个就是政治局里没有职业军人了，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二十大中央军委，只剩下排名第一的习近平和最后一个张升民，而他们两个实际上都不是业务主官。习近平不用说，张升民实际上主要是政工干部，所以现在军委这一层就他们两个人，而且实际上军委里没有军事主官，张升民就是军事主官了。这样的话，客观上还会有一个态势，上将基本上被“扫荡”了一遍，那中将也都比较悬。这就给少将们和部分中将有了一个快速提升的机会，那军队可能会有一个大转变，军事冒险的可能性也是增加了。 未遂政变？ 法广：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外界至少目前不得而知，但《解放军报》当天的的相关社论中，第一段当说“惩治腐败无禁区”，第二段提到张又侠和刘振力两人“严重践踏了军委主席负责制”等，你刚才说到习近平失去了“福建帮”曾受到重创，北京难道发生了夺权的未遂“政变” ？ 郑旭光：中共内部的这一种所谓的“政变”和全世界的所谓“军事政变”都不会一样。因为中国是党国体制，关键点就是：必须掌握军队才能掌握住党。纯粹的职业军人是掌握不住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党、军、国一体的体制，实际上从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就是那样，掌握军队的人如果你掌握不了党中央，就得靠边站。最先毛泽东也算是中央苏区的缔造者吧，但党中央的博古和周恩来他们去了，他就得靠边站，好像有这么一个传统。当然也有抓人军事政变的，比如1979年，华国锋基本上大家认可他是一把手这个概念，但是他因为要对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动手，实际上造成了一种——我们可以把它叫作“自我政变“。也有点像89年邓小平对赵紫阳的这个做法，就是他事实上的一把手，但是按照常规的程序，完成不了权力变迁，所以这个时候他会调动军队……包括邓南巡，包括毛泽东对林彪都是用非正常的程序进行试探。习近平这次搞张又侠也像是一种党内”非正常程序“，但也都是由党内的一把手出面进行的非程序性的这种转变，可以把他叫做”军事政变“，但是这个和外国观察家所理解的这种非党国体制的这个政变，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 法广：《解放军报》的社论中指控他们“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而他们已经被清除落马的话，那能否说习近平手中的权力更加大了？ 郑旭光：应该说习近平一直都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个金字塔型的体制中，几百万军队有必然的是分工。因为习近平是党政军一把手，是核心，总得有人替他做军内的事情，那这个人就有可能做大。真正的独裁并不是一个人可以决定一切事情，而是说他对重大事情有拍板的权力，他对重大人事任免有拍板的权力，就是能够行得通。但如果说在这种形式中间失衡了，就处在危险中，苗华和何卫东等人被弄下去了，习实际上就处在一个失权的危险之中。 现在把张又侠拉下马无外乎两种（后果），如果张又侠在的话，可能军队秩序就不很紊乱，还有一个内部正常的运转。如果说军委主席、军委委员都是完全没有资历，指挥不动的，那就跟毛泽东晚年一样，毛泽东晚年让王洪文来做党的第一副主席，那显然行不通，他没有这种资历和能力，在党内或者军内履行这种指挥。现在张又侠拿掉了，代价就是军队条令体系会出现一种紊乱，指挥上的一种紊乱，或者说战斗力的下降。但是，如果任由张又侠这样走下去，他可能对习核心指挥军队，掌握军队的能力会形成一个抗衡力量。所以我就说他有可能是林彪，林彪就可以抵制毛泽东的很多东西。如果军队抵制的话，那习近平的经济、政治、政策很多可能就不容易得到推行，包括对外交战略。 再来看“严重践踏破环军委主席负责制“这句话，因为当时对苗华和何卫东用的是”严重破坏党指挥枪和军委主席负责制“，对张又侠和何振立没有提到”破坏党指挥枪“，说的是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助长了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并不是“破坏”党指挥枪，那苗华和何卫东有可能有一些私自的，没有在军委，常委或政治局层面的一些事情。张又侠被指责严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和何卫东他们的“破坏”又不一样，破坏可能就是自行其是，而“践踏“就带有极强的主观感受，就是说可能从习近平的感受来讲，他认为在军队权力是被践踏的，我觉得有一种极强的被侵犯和受辱的一种感觉。用”践踏“这个词就是让你觉得这个人很霸道，而且是对军委主席权力是无视的啊，他不是简单的破坏，而是践踏破坏，就是肆无忌惮！ > “践踏“就带有极强的主观感受 实际上，何卫东、苗华与习近平的关系，张又侠和习近平关系完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词用在张刘身上，那就说他们两人完全是一个性质的。他们作为军事的业务干部，根基又比较深。比如，刘振立就是标准的三十八军出身，从普通的战士一直做到师长，后来又去作了三十八军的大概几个月的军长。他们就有很强很硬的业务。他们认为的一些惯例或者规矩，军队有自己的一套，显然和军委主席负责，习近平想为所欲为的意志肯定会有冲突，不会像何卫东、苗华他们面对习近平可能真的只能是阳奉阴违啊，或者说暗自搞一套，不敢跟他明争明搞，这个可能是让习近平非常不能容忍的。当然,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也有很多流言…… 这里有一点就是，当何卫东被拿下的时候，各种迹象表明——并不是说张又侠一下子就危险了——而是他客观上对习近平的权力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就好像他有重器在手，那就要提防你自己的自身的安全，因为会影响别人的安危，会影响习近平这个核心地位。习近平要的是说一不二。但是如果说你还要跟他抗衡，还有反对意见，那你就影响到他所理解的那种权威性。不管张又侠是不是想谋反，作为一把手，都是影响习的权威的一个障碍。这就有点像89年的赵紫阳，就是说如果赵紫阳真的有谋反之心的话，反而结果不会是那个样子。现在看起来，张又侠可能跟那个（89年拒绝执行戒严命令的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的状态是比较象的。张刘两人可能都是站在一种惯例，或者说一种党纪或军纪这些角度啊，是“忠诚的反对派“——我觉得可能是这种——当然他不一定会用这样的词来标榜自己，就是为了党国，他们可能跟习近平形成了意见冲突，但是他们也没有想把习近平怎么样。但是习近平必然会觉得你们的存在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 法广：张又侠也一直被认为帮衬了习近平得到最大的权力，他显然连自己最亲信的人也不放过？ 郑旭光：就像王岐山一样，是阶段性的，就是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是他最大的助力，但是最大的助力如果跟他有了冲突，那就是最大的阻力，最大的敌人了。你看毛泽东整的人，彭德怀、林彪，刘少奇等这都是他嫡系啊，不是嫡系是轮不上被整的，那些早早靠边站的人结果也不会那么惨。就是因为嫡系，他才能掌握到实权，才能对毛泽东的意志造成影响。实际上刘少奇、林彪想造反，彭德怀想怎样都是没有道理的。只不过毛泽东想一个人说了算，他不容许别人反对，如果反对他就认为这是冒犯，他就要收拾你。所以现在习就是毛泽东晚年那个状态，你要影响我“定于一尊“，那我就要收拾你 ! 所以对他的合作者肯定反而是他的最大敌人。比如王岐山、刘源、张又侠……这就像创业，你有自己的团队，有自己的贡献，有自己的资历，这对习近平来讲，对于他的”一尊“地位的威胁当然是很大的。 > 不容许别人反对，如果反对他就认为这是冒犯，他就要收拾你 比如说, 军中作为红二代来讲，那张又侠跟他不能说不相上下，也算是类似，除了父辈根基，自己的履历都是独立的，他的根基跟习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有交好的这一层。那么在党内系统中，赵乐际和习近平也是这样的关系，尽管赵父亲不如习近平的父亲职位高，但是也是老革命，他自己本身跟习近平有相类似的履历，所以这样的人在那儿实际上对习近平就是一种危险，不是他自己怎么想，是别人就有可能寄希望于他。比如说在疫情期间，习李冲突非常大，反对习近平这些防疫政策的人就寄希望于李克强，那李克强就成为一个很危险的角色，但他就是会成为一个大家希望的制衡力量，那他一定要给你拔掉，让你没法制衡，甚至也让也让你对所有的接班人都失去想象力。像什么孙政才，胡春华等都成为废太子，让人都不要想像，因为你只要在，就可能形成一个权力中心，这种权力中心是实际的，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有了什么职位。 感谢郑旭光接受法广专访。 据路透社，现年75岁的张又侠被广泛认为是习近平主席最亲密的军事盟友，也是少数几位拥有实战经验的高级军官之一。他是中国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央军委的两名副主席之一。 2012年，习近平下令开展大规模反腐运动，军队是主要目标之一。2023年，这场运动波及到军队高层，火箭军成为打击目标。 2025年10月，包括中国二号人物何卫东在内的八名高级将领因贪污罪被开除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何卫东曾是习近平的下属，也曾与张又侠一同在中央军委任职。 近年来，两名前国防部长也因腐败被开除党籍。这场反腐行动正在减缓先进武器的采购，并打击中国一些大型军工企业的收入。

风云未歇·2026年国际大事展望

丙午马年即将启幕。经历了前一年多线冲突叠加、制度性疲态显现的全球动荡之后，世界并未迎来真正的缓冲期，而是以更加密集、更加结构化的方式进入新的周期。战争的余波、选举的回潮、国际组织的裂解与重组、以及大型体育与文化事件的集中到来，使2026年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高度压缩的历史节奏。本期栏目，循着时间与议题的交错脉络，梳理这一年已然展开或即将发生的关键国际事件。 1月1日，欧洲货币体系迎来重要节点。保加利亚正式采用欧元，结束自1881年以来列弗作为本国流通货币的历史，成为欧元区第21个成员国。至此，欧元区成员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21个国家；安道尔、摩纳哥、圣马力诺和梵蒂冈等4个微型国家在欧盟同意下使用欧元；科索沃和黑山则单方面采用欧元。丹麦虽参与汇率机制二期，却被豁免加入义务，而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瑞典与捷克仍承担未来加入欧元区的法律责任。 事实上，保加利亚早在2007年已加入欧盟，但出于保持财政灵活性、避免价格上涨以及应对腐败与法治问题的考量，其欧元进程长期停滞。2026年的转折，标志着欧元区在政治与象征层面的再次延伸。 几乎在同一时刻，欧洲的新年庆祝被悲剧打断。1月1日凌晨1时30分，瑞士瓦莱州滑雪胜地克朗-蒙塔纳的“星座”酒吧发生严重火灾，造成重大伤亡。当地重症监护资源迅速告急，伤者被转送至瑞士其他地区及部分临近的欧洲国家。调查认为，点燃的香槟烟火引燃天花板可能是起火原因，酒吧业主随即面临刑事调查。事件在欧洲社会引发关于公共安全与节庆文化的反思。 1月1日至6月30日，塞浦路斯共和国第二次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在丹麦任期结束后，这个地中海岛国接手协调27国部长级机构的运作，主持立法谈判、预算审批及外交安全政策协调。六个月内，塞浦路斯将主办250余场会议，其中包括27场高级别会议和19次非正式部长会议。 以“一个自主的联盟，向世界开放”为口号，尼科斯·赫里斯托祖利季斯总统强调战略自主的重要性，涵盖安全与防务、竞争力、贸易开放、民主价值以及欧盟预算。援助乌克兰、落实《移民与庇护公约》及地中海移民议题亦被置于核心位置。 这一任期亦因塞浦路斯自身的分裂背景而更具象征意义。自1974年以来，该国仍处于部分被占状态，联合国斡旋的谈判在2025年日内瓦未取得突破。欧盟主席国身份，或使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地缘政治问题重新进入欧洲议程中心。 1月3日，全球舆论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震动。美国军方在代号为“绝对决心”的行动中对委内瑞拉发动攻击，并在加拉加斯抓捕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西莉亚·弗洛雷斯。行动中逾150架美军飞机参与，对委内瑞拉北部基础设施实施轰炸。 委内瑞拉与古巴方面称，行动造成80余人死亡，其中包括32名古巴军事与情报人员。马杜罗夫妇被押送至纽约，面临与“毒品恐怖主义”相关的多项指控。美方称该行动属执法行为并有宪法授权，但联合国官员及国际法专家普遍认为其违反《联合国宪章》与国家主权原则。 5日，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誓就任临时总统，委内瑞拉政府结构得以维持。事件引发委内瑞拉侨民的分裂反应，也使“美式武力干预”的国际合法性再次受到质疑。 紧接着的制度性冲击发生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联合国确认，美国将于1月22日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总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宣誓就职数小时后即宣布该决定，指责世卫在疫情与多项国际卫生危机中表现失当。作为长期最大资助国，美国的退出被世卫组织公开表示“深感遗憾”，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由此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在政治纷扰之外，体育赛事为2026年提供了另一种叙事。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意大利米兰与科尔蒂纳丹佩佐举行。这是继1956年后冬奥再度落地科尔蒂纳，也是奥运史上高比例依赖既有场馆的一届赛事。 比赛分布于伦巴第、威尼托与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四大区域，93%的场馆为现有或临时设施。奥林匹克基金会自2019年成立以来，统筹赛事组织、文化活动与传播工作，体现出国际奥委会“可持续办奥”的新路径。 东南亚进入选举密集期，多国在2026年迎来关键政治节点。2月8日，泰国将举行立法选举，改选500名众议员，同时就是否更换2017年宪法举行公投。此次提前选举源于执政联盟内部协议与宪政改革僵局，并叠加与柬埔寨的边境紧张局势。 同一时间段，缅甸军政府主导的全国选举自2025年12月28日起陆续展开。这是2021年政变后的首次选举，但在反对派被排除、选举规则收紧以及军方保留25%议席的制度设计下，被广泛视为旨在合法化军事统治的过程。 3月5日，尼泊尔也将举行提前大选，采用单一选区多数制与全国比例代表制并行的方式，选出275名众议员。 法国也将在今年进行地方政治的压力测试。3月15日与22日，法国将举行市政选举。此前数年的总统、议会与欧洲议会选举，已深刻重塑法国政治版图。极右翼的持续上升、左翼的反复整合以及中间派力量的削弱，使地方层面的竞争更具象征意义。此次选举被视为法国政治体系稳定性的又一次压力测试。 文化与体育方面，5月，欧洲歌唱大赛在维也纳举行，这是该赛事第70届。35国参赛，为2003年以来最少。以色列的参赛再次引发争议，西班牙、爱尔兰、冰岛、荷兰与斯洛文尼亚选择抵制，使文化活动的政治化讨论持续发酵。 6月至7月，全球瞩目的足球盛事登场。2026年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举办，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也是首次由三国共同承办。赛事回归北半球夏季，标志着国际足坛规模与商业化的进一步升级。 有关今年的高峰会议与大国博弈 :6月14日至16日，七国集团峰会将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美、英、德、法、日、意、加与欧盟代表齐聚阿尔卑斯湖畔，会议背景是多边机制受压与地缘政治分裂的持续深化。 年末的政治焦点：11月3日，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改选全部435个众议院席位。这是特朗普第二个、非连续任期内的关键政治节点，选举结果将直接影响其执政空间。 同年10月27日前，以色列需举行立法选举。自2022年以来，该国政局频繁重组，多党联盟进出执政体系，加沙战争的余波仍深刻影响国内政治走向。 从欧元区的扩展到大国退场国际组织，从选举密集到体育盛会集中，2026年并非过渡之年。旧有秩序尚未崩塌，新框架继续塑形。世界在不稳定中继续前行，而历史的书写，正是在这些看似分散却彼此呼应的事件中，悄然推进。

圣诞节的前世今生

今天是圣诞节，在中国全家团圆的日子是春节，在西方则是圣诞节。 每年一进入十二月，法国城市不论大小，主干道上都会陆续装点上了圣诞彩灯，街头巷尾的商家也争先涌后为一年中最重要的销售季节精心打扮，推出与众不同的商品， 很多家庭也不落人后的纷纷购买圣诞树、挂上装饰，广播、电视中圣诞歌曲的不绝于耳，孩子们在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圣诞活动的同时，还写下自己的愿望清单，方便忙着为家人朋友挑选礼物的大人们不会买错……没错，圣诞节来了！这个看似温馨、充满礼物和笑声的节日其实有着一段极其复杂、跨越千年的历史，从世界三大宗教的基督教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宗教节日，逐渐演变成西方国家最重要的世俗节日。在今天的节目中，就来讲讲圣诞节的前世今生。 圣诞节的起源 首先，让我们把时间拨回两千多年以前，去看看最初的圣诞节。 圣诞节，顾名思义是圣人诞生的节日，原本是基督教为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举行的盛大庆祝节日。但是，如果你打开《圣经》，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那就是耶稣究竟是哪天出生的，并没有被明确记载。根据零星史料推测，耶稣诞生大约在公元前5或6年，但具体日期无从考证。路加福音中只说了牧羊人收到天使的启示去看婴儿耶稣，却没有提到是哪一天。早期的基督徒更关心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所以复活节才是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节日。换句话说，在最初的基督教世界中，根本不存在“圣诞节”这个概念。 那么，圣诞节为什么会定在今天——12月25日庆祝，而不是冬至那一天呢？这就要提到四世纪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君士坦丁在位期间皈依了基督教，他希望整个帝国的臣民都能接受自己的新信仰。于是，他选择了12月25日作为圣诞节，这一天是根据公元前46年由尤利乌斯·凯撒制定的儒略历的冬至，并且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太阳节，一个国民非常熟悉的节日。在人们庆祝、纪念光明的回归。想象一下古罗马的夜晚：人们点燃篝火，围绕太阳的神像跳舞，唱歌祈福，庆祝光明回归。而君士坦丁将耶稣的诞生日与这个节日结合，让人们从崇拜太阳过渡到纪念耶稣，这一做法既聪明又充满政治智慧。 事实上，不仅罗马人如此，北欧的古代先民也在冬至前后庆祝光明的回归。他们点燃火把、跳舞歌唱、饮酒作乐，希望来年的丰收和光明。这些古老仪式的精神，被慢慢融入到后来的圣诞节当中。 不仅如此，在犹太教中也有类似的光明节——光明节讲述重建圣殿的奇迹，虽然背景和信仰不同，却同样围绕光明和希望。这种跨文化的光明主题，让圣诞节具有了普世的象征意义——无论你信奉哪种宗教，光明、希望、团聚都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另外，在波斯和中亚地区，也有祭祀光明、祈祷丰收的节日。古代人对自然现象有着敏锐的观察能力，他们知道冬至过后，白昼会渐渐增长，这意味着希望和生命力的复苏。各种文化的光明节彼此呼应，为后来全球化的圣诞节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圣诞习俗 说到圣诞节，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圣诞老人、礼物、圣诞树、彩灯……这些节日元素，其实都源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的“遗产”。 北欧的冬至节，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人点燃火把、挂饰树木、互送礼物，祈求太阳回归。罗马人祭祀密特拉神，也与光明密不可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民间风俗与基督教的宗教仪式相融合，慢慢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圣诞节。 中世纪时，欧洲各地的教会为了庆祝耶稣诞生，创立了午夜弥撒。圣诞午夜举行的弥撒象征耶稣在夜里诞生，人们在烛光下唱圣歌、讲述耶稣故事，整个仪式庄严而温暖。它不仅是一种宗教活动，也逐渐成为家庭和社区聚会的重要时刻。 随着时间的流逝，圣诞节逐渐“下凡”——世俗化。人们在家里摆放圣诞树，装点彩灯，准备礼物，烤制圣诞饼干和姜饼屋。这些活动不仅保留了节日的宗教意义，更增添了家庭欢乐。圣诞节逐渐从宗教节日扩展为一种家庭聚会和社区庆典的综合性世俗节日。 圣诞老人则有着更丰富且有趣的历史。他最早源自四世纪的圣尼古拉斯，是一位慷慨的主教，传说他会偷偷给贫穷的孩子送礼物。几百年来，这一形象不断演变，到了20世纪30年代，通过商业广告和大众传媒，他才变成了人们今天熟知的形象——穿着红衣、戴着红帽、长着长长白胡子的胖爷爷骑着雪橇、带驯鹿，给一家人带来精心准备的礼物。可以说，现代圣诞老人更像一个文化符号和商业明星，而不再只是宗教人物。 欧洲各地的圣诞习俗也各具特色。法国有圣诞蛋糕卷，象征火焰和生命延续；德国的圣诞市场最为出名，出售各种手工饰品、用香料和橙子煮成的热红酒、姜饼以及各种节日食品；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地也各有自己的圣诞美食和庆祝方式。这些习俗丰富了圣诞节的文化层次，也让节日的娱乐大大增加。 有学者曾打趣说，圣诞节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拼盘”——各种宗教仪式、民间风俗和商业元素被揉到了一起，创造了一个跨越时空和文化的节日。 圣诞节在中国 那么，圣诞节在中国又是怎样的呢？ 最早，圣诞节只是在基督教的教堂和外国侨民的小圈子中活动。随着20世纪八十年代的开放和文化交流，圣诞节开始逐渐进入城市人的生活：先是追时髦的年轻人去教堂参加弥撒，之后是商场的彩灯和促销、年轻人的聚会、社交媒体晒照片……渐渐地，圣诞节成为一种商业的娱乐节日。而且更有趣的是，在中国，圣诞节几乎完全去宗教化了。大家更关注热闹、浪漫和社交。情侣拍照、朋友间交换礼物、在商场购物狂欢，成为年轻人参与圣诞节的主要方式。平安夜的弥撒基本上只有教徒参加，对普通人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 在中国的大城市，年轻人借圣诞节的机会表达情感、进行社交互动。例如，北京、上海的大型商场会布置巨大的圣诞树，挂满闪亮装饰；咖啡店和蛋糕店推出节日限定饮品和甜点，街头还有圣诞主题活动和灯光秀。即便宗教意义淡化，但这个节日传达的精神——光明、团聚、希望依旧。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圣诞节与传统冬至、春节并行存在，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有人在圣诞节晚上吃火锅、蛋糕和巧克力，融合东西方饮食习惯；年轻人拍照打卡、互送小礼物，仿佛在重新创造属于自己的节日文化。这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既保留本土传统，又能欣赏外来节日的乐趣。 同时，商家和媒体也赋予圣诞节更多娱乐和社交价值。例如，网络上会出现“圣诞单身派对”、“圣诞互送礼物挑战”等活动，让节日不仅仅是家庭聚会，更成为城市年轻人社交和表达的契机。 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现代圣诞节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融合秀。从最初纪念耶稣诞生的宗教节日，到吸收北欧冬至庆典、罗马太阳节习俗，再到现代商业娱乐化，它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故事和趣味元素。 有评论认为，圣诞节也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挪用”。它将各种宗教、民俗、商业元素混合在一起，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节日面貌。虽然有人会觉得这种“挪用”有些荒诞，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人类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体现——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交融和创新。 目前，圣诞节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西方国家，它依然保留宗教仪式和家庭传统；在中国，它更多是一种社交和娱乐节日；在日本，它则被视为情侣约会和浪漫节日；在南美和非洲部分地区，又融合了当地民俗和音乐。无论何地，光明、团聚和希望始终是核心。 总之，圣诞节的历史是一条跨越千年的光明之路。从宗教仪式、太阳崇拜，到民间风俗，再到现代商业娱乐，它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故事和情感。